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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0条相似文献,以下是第1-20项 搜索用时 903 毫秒

1.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曾令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8卷第4期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2.  社会分层里的行政他性:李普瑟的结构张力论  
   吕炳强《社会》,2010年第30卷第4期
   本文首先梳理了李普瑟的文本,把其对社会分层的构思阐释为一个最适用于公共行政的“结构—张力论”,试图得出一个社会分层理论,方便引入“行政他性”的概念;其次,套用所得理论分析一个历史个案,即1966年发生在香港的一场集体行动,试图表明“行政他性”这个社会实在是如何出现在其中的;再者,分析“能动性—结构”难题如何在其中化解。    

3.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被引次数:1
   常修泽()    山东惠民县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6卷第3期
   中国改革下一个30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30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30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4.  安全镶嵌: 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余潇枫 周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卷第1期
   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 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 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5.  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  
   朱伟珏《社会》,2012年第32卷第1期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6.  从场域视角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一家国企改革的实证分析  
   严震宇  张仕平《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嵌入在国有企业场域之中,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设计的过程,而是场域关系作用下的演进过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场域中的惯习、行动者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场域结构决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和实施效果。    

7.  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的养老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对广州市越秀区试点社区的实证分析  
   黄少宽  吴倩茹《社会工作》,2012年第9期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社区养老服务推广迅速。"时间储蓄"等新的服务模式正在一些城市兴起。本文以广州市越秀区试点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观察法、访谈法等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视角指导下,把社区养老服务时间储蓄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场域,描述该制度试行的基本情况,分析场域的运作逻辑以及居民参与的惯习,指出此二者"不吻合"的情况及其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8.  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被引次数:2
   董海军《社会》,2010年第30卷第5期
   基层社会的维权行为研究保持着延续性的沟通对话,但需要发展一种更为综合的解释框架来消解已有解释之间的张力。本文借用本土资源性概念“势”的含义,汲取各种解释的合理内核,基于乡镇场域的现实案例提出一种融合性的解释框架——依势博弈,包含知势、造势、借势、用势四个方面,与博弈对象的以势摆平、调解方的中庸调势处于同一维权行为系统中。依势博弈解释框架体现了维权行动的主体多元性、博弈平等性、策略权宜性、因素多样性、内容丰富性等特征,反应了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倾向,拓展基层维权抗争的视角,体现了从官民或者说强弱维权中走向多元化利益博弈,具有更高层次的概括解释力。    

9.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林超超《社会》,2012年第32卷第1期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10.  布迪厄实践理论述评  
   林易《东方论坛》,2009年第5期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旨在整合社会学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消解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实践的特征,作为客观结构的场域和作为主观结构的惯习不能完全决定行动,行动者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过,能动性的来源不在于理性主体的存在,而在于实践活动本身。布迪厄对结构的再生产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忽略了结构的有益功能。    

11.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被引次数:14
   毕天云《学术探索》,2004年第1期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2.  “诚信”在电子商务场域中的形塑——以淘宝网为例  
   龙晓添《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1期
   文章借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淘宝网话语文本进行分析,透视其评价机制对诚信交易的重要意义,以说明诚信惯习在电子商务场域中的形塑过程与方式。由互联网自身透明、快捷、共享等属性决定的电子商务场域中,监督评价机制得以有效运行,“消费者-卖家”权力关系重建,进而决定了诚信成为电子商务交易中行动者共同遵守的惯习。    

13.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三网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1卷第1期
   我国三网融合于2010年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与之相关的技术问题、利益问题和规制问题等都备受关注,探索三网融合发展模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研究表明,上海市三网融合发展是混合外生与内生的发展模式——“过程由产业部门控制,决策由政府推动和产业部门选择”的模式。通过网络组构发现,在上海市三网融合过程中发生过“伪取代”,“势均力敌”的资源持有状态有助于融合各方力量加以发展,并亟待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同时,案例研究表明,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三网融合研究范式,仍需要从内部与外部空间分割问题、内生与外生因素界定、网络大小问题、网络数量问题和政府权力问题等方面进一步探究。    

14.  流变与错位:东北移民创业场域的内在惯习与实践逻辑  
   李己平  李源《学术交流》,2011年第10期
   场域和惯习之间并不总是和谐共生的互动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错位脱节的冲突关系。以东北移民创业活动为例,这种冲突关系肇始于创业惯习的空间位移和历史传承。具体来说:随着创业情境的流变和革新,创业惯习由于与生俱来的延时性和滞后性,没有伴随场域变化而相应变化,使旧惯习在新场域中失去应有的效果;随着创业者的流动和迁徙,属于特定场域的创业惯习发生空间位移而造成水土不服。移民创业惯习与场域的错位和脱节,不仅会增大移民创业者面临的社会阻力,而且会增强移民创业者之间的社会排斥,在如此这般的创业情境中,这种错位会深深扎根于创业行动者的切身体验之中。    

15.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被引次数:10
   董学文  陈诚《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6卷第3期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16.  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任建通  江华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对监狱执法者的刑罚执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监狱执法者处于权力、法律、关系、利益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这种场域的冲突导致了监狱执法者遵守"隐规则"的惯习生成,其实践逻辑背离了法治的要求,损害了法律权威,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式微。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建立制度化的信用和信任机制,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完善符合监狱工作特点的狱务公开工作机制。政府还应该对监狱执法者的各种不同场域进行建设,例如在建设"权力场域"方面,应调整目前刑罚执行领域行政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关系场域"的建设上应该利用舆论压力的影响,对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公开等举措来重塑司法公信力。    

17.  论贫困惯习的生成根据  
   王文祥  任继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4卷第6期
   作者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实践、场域概念和理论对贫困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贫困惯习”概念并分析出了贫困惯习的基本特征的几种形式。作者认为,贫困惯习的产生和发展在于贫困场域与贫困实践的滋润和丰富,要破坏贫困惯习,获得贫困人口的解放,就必须破坏贫困场域和实践策略。围绕贫困惯习,作者分析了惯习、场域和实践三者的互动辨证关系。    

18.  资本转型:仫佬族文化传承的困境与突破  
   谢艳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5卷第3期
   仫佬族文化在学校、家庭、社会场域中的传承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场域中的文化传承行动者掌握的资本类型、数量、结构不同,获取利益分配的机会有失公正,并受各自场域中固有惯习的束缚。仫佬族文化传承困境的突破,重在仫佬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成功转型,构建具有生产性、公益性、可持续性特征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秉承符合组织制度、社会网络与资本建构协调发展的合法性逻辑。    

19.  “场域-惯习”视角下的水电移民长期补偿安置方式  被引次数:1
   施国庆  严登才《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借鉴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从移民安置的场域、资本、惯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出发,构建水电移民安置方式分析框架。应用该分析框架对水电移民长期补偿安置方式实施的原因、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变化进行社会学解读。    

20.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张陈健《社会》,2010年第30卷第5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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