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体系的深度融合,老年群体正在面临各种数字融入难题,遭遇新的数字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接入贫困、技术运用贫困和信息素养贫困。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议题。从政府责任视角来看,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缺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责任漂移"现象,概括为制度设计滞后和政策回应不足两个方面。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从理论依据、治理困境、责任定位三个层面理清政府的履责逻辑,明晰政府在制度体系设计、公共服务兜底、社会权利保障中的具体责任。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有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时代的人本理念;强化财政支持,助力数字福利均等共享;完善法律规范,编织数字权利保护网络;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行动持续深入;联动多元主体,整合数字贫困治理力量。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干部积极干，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脱贫攻坚战进入深水区后，挑战与难度日益增加：一是预期维度，由于大规模扶贫下存在“逆向激励”难题，要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经济维度，由于较难兼顾扶贫成本与扶贫效益，要减少扶贫资源浪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防止扶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三是时间维度，由于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较难处理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兼顾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要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转变，并形成脱贫内生动力。四是标准维度，由于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容易造成“悬崖效应”，要重视临界贫困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阐释，并结合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鄂贵两省构树扶贫对黔江石漠化区域扶贫的启示

构树种植是最近新兴的一种扶贫项目,构树因耐碱耐酸的特性能在石漠化土壤中生存并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自身植株的经济价值又能帮助农民脱贫增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黔江区拥有南方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现象逐渐严重,导致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收益逐年降低。无论是利用构树治理石漠化土地,还是通过发展构树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经验都相对欠缺。本文在黔江区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对构树扶贫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对其遇到的困境进行简要分析,并借鉴湖北及贵州两省构树扶贫模式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以期帮助黔江地区石漠化严重的乡镇减轻生态灾害并脱贫增收。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城镇贫困与缓贫对策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贫困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 2 1世纪我国缓解城镇贫困的对策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减少失业的就业对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对策。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