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产后城”抑或“先城后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构建制造业集聚E-G指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基于动态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长期协整关系与短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长期，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新型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甚微，但具有潜在的抑制效应，制造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整体上表现为“先产后城”的发展路径；②在短期，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具有相互促进的现象，二者实现了“产城融合”；③在长期和短期，制造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良好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06-2017年民族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及双向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总体上,民族地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区域层面,大城市和集聚度较高区域的回归结果与整体类似,而中小城市以及集聚度较低区域制造业的粗放式发展对城镇化存在抑制;制造业集聚通过劳动力就业和区域市场效应作用于城镇化,城镇化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反向影响。民族地区应当充分发挥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同时,发挥大城市和集聚度较高区域的带动辐射作用,促进大城市、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衡阳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1993至2013年衡阳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衡阳市金融发展序列与经济增长水平序列通过了协整检验,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受随机干扰项的影响,二者长期均衡关系会产生偏离,并且暂时的偏离调整呈现明显区别,金融发展水平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大于经济增长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增长的冲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强烈,金融发展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相对微弱。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衡阳市实际,对衡阳金融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旅游业对制造业集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通过中国西部实际数据考察旅游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西部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增长对制造业集聚和不同技术含量类型分类下的制造业产业的波及效应.实证表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在西部地区集聚程度有减弱趋向,对西部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集聚之间存在倒U效应,现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边,没有“去工业化”效应,但如果旅游业过度繁荣,将会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产业集聚与城市能源效率：理论机制与空间经验证据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效率则是解决该双重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上述事实，基于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利用2006—2019年27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测算能源效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加以验证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掘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协同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创新水平与资源错配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中介机制。长短期效应的分解显示，在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会对能源效率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在长期，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应更加注重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新水平；同时，也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实现能源效率的长久提升。     

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影响巨大,但随着房价上涨,不同地区房价差异增大,各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也受到影响.以34个大中城市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例,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的制造业集聚发展具有区位粘性,已有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会影响当期制造业集聚进程;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房价区域差异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即平均房价在一定范围内上涨能促进制造业的集聚,当房价上涨超过一定水平时会抑制当地制造业的集聚.     

金融科技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采用min-max标准化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得出2011—2018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总指标。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呈现出HH 和LL 集聚的特性，即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金融科技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各省的金融科技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本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对邻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城市化需求潜力与效应实证分析

从定量角度,采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城市化与居民消费、投资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城市化的需求潜力与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与投资、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城市化是消费、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短期内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波动性影响且作用较小,但长期却能够通过需求累积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新型城镇化视阈中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调查

文章在新型城镇化视阈中探讨了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主要内容是:衡阳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特点;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及推广现状;衡阳旅游景点语言文字规范及推广的建议及对策。核心观点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的城镇化,语言文字规范与否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外显标志。对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自然灾害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VAR与VEC模型的协整分析

兼顾自然灾害长期经济影响评判的需要与可能,基于协整理论运用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考虑自然灾害事件影响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灾害是作为消极因素而存在的,其在短期和长期中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效应。     

技术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1995—2015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深入探究了技术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城镇化已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长期滞后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甘肃省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依据1990-2008年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对甘肃省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城市化与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引起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同方向的变化,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城市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要强于城市化对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反向作用。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