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

[提要]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质量是目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文章在界定“脱贫质量”的基础上,给出了脱贫质量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提出了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文章提出的提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质量的路径选择是：持续高速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禀赋结构升级是深度贫困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最优先选择,包括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资本,切实加强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决战;助推产业发展,提高产业的益贫性,为高质量脱贫提供产业支撑;建立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筑牢高质量脱贫的底线基础;建立2020年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援助体系。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面临着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对西藏全域和不同区域的贫困程度进行比较,昌都、日喀则和那曲是深度贫困的三大主战场,通过多维贫困分析深度贫困区域及其在脱贫时序进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进行机理分析,为脱贫攻坚明确"靶向"。进而提出:遵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精准施策解决突出制约问题,提高脱贫的质量和效益,构建深度贫困群体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初探

贫困是一种物质生活困难的状态,它是依据贫困线这一量化标准来划定的。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可以从人口、自然资源和目前的发展水平三方面得到阐释。脱贫与发展是农村贫困地区经济过程的两个阶段。贫困问题是一综合的社会现象,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发展政策及规划、措施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综合认识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2018～2019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取得决定性成效,为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和阐释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方法与措施,归纳和总结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国家制度作用、重点扶贫方向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机制体制完善、具体方法措施创新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分析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艰巨性的同时,还探讨了扶贫政策后续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养成、教育基础薄弱等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难题。最后,在宏观政策、干部队伍和贫困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扶贫的思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开发多以地方特色经济作物为主。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基础设施欠缺、综合支撑不足等问题。本文剖析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困境,以西藏深度贫困村庄的经济作物产业发展为例探寻打破困境的措施。经济作物产业扶贫要遵循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逻辑,强化扶志与扶智、因需建设、综合支撑等路径,破除限制条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支持。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维精准脱贫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一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区域,贫困问题与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石漠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性造成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探索出以精准脱贫为目标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政策体系。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进程,笔者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讨发展理念与扶贫实践的契合路径,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政策在执行实践时需要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导向,具体体现为创新扶贫制度、协调扶贫资源、推崇绿色观念、建构开放扶贫格局、共享脱贫成果,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使其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地势复杂的偏远地区,远离城市和经济增长点的辐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仍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可行能力视角,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个体层面三个方面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致贫机理,并基于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理论解释可行能力提升对长效减贫的作用,并从如何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居民满意度及提升对策探讨——基于重庆市的调查研究

以重庆市3个国家级贫困县万州区、奉节县和巫溪县的农村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当前文化建设的满意度及其未来需求状况。研究发现，当前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多元供给机制尚未形成，农村居民对当前文化建设整体满意度较低，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最弱；然而农村居民对未来文化建设的整体需求不足，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明显的低满足、低需求的“双低状态”。对此，本文认为贫困地区农村文化脱贫要以居民精神脱贫为基础，引导居民文化需求层次，辅以差异化供给、多元供给、培养文化建设自生动力，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建设满意度，满足居民未来文化需求。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

针对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实践，梳理与借鉴国际上可持续脱贫相关文献，从脱贫韧性、层次（质量）、内生可持续性3个方面，建构了可持续脱贫的概念框架，通过阐释其本质涵义及影响因素，进一步阐明实现可持续脱贫对我国过渡期巩固脱贫及过渡期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及策略。可持续脱贫体现为一种稳定的、高质量的脱贫状态，是韧性脱贫、全面高层次脱贫、内生可持续脱贫的概念集成。我国应尽快确立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将之贯穿于过渡期及过渡期后巩固脱贫、推进共富全过程，研究构建过渡期后常态帮扶与内生发展耦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并致力于开创可持续脱贫中国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减贫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连片特困地区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逻辑

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特定的区域空间,城乡差距大,贫困程度深,精准脱贫任务艰巨,是当前我国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这一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其实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生产,这种生产既要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也应该从“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出发,深刻认识三种空间生产的不同特点和功能,即连片特困地区“感知的空间”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构想的空间”是城乡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过程,“生活的空间”是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同时,连片特困地区空间生产与城乡一体化需要从空间控制、内外部对接、公共服务、产业布局、社会保障与政策支持以及非直接因素等方面进行耦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有序打破城乡边界,有效做好资源配置,构建起城乡平衡、协调、联动、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最终实现精准脱贫与城乡共享发展目标。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