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同时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社会关系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抗与矛盾,任何一种取向的社会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此来透视目前乡村社会关系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完善社会协调机制 整合群体利益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由人们对资源占有形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社会结构因改革政策取向而扭曲式演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因利益分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完善社会协调机制,整合社会关系,把解决利益矛盾纳入法治轨道,是构建和谐社会制度的保证。     

美国联邦制的嬗变

联邦制是现代国家结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大国往往国内利益分化问题更严重,所以大国采用联邦制的比率更高,政治效果也更明显.美利坚联邦既是联邦制的典型,也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美国的联邦制经历了由"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到"新联邦主义"的发展历程,每个时期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视角

文章以"国家-社会"范式来分析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两者关系的"多元主义模式"、"精英主义模式"和"法团主义模式"等三种类型,从而为我们观察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维度,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模式的变迁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迅速分化，表现在农村社会体制结构、组织结构、群体结构、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结构等分化上。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对社会整合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农村传统的整合模式已不适应转型期农村社会的要求，必须变革。     

试析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特点和实质

在我国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由利益分化而导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利益矛盾已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并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凸现化、利益冲突群体化等显著特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的实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未能合理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正确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尤其是维护和实现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社会各阶层能够合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国近观——兼论社会转型期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旨归

面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与群体利益的多样纷呈与巨量对立,关于新闻职业其间作为的思考不断引发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而此时,西方制度化的专业主义被寄予厚望.大量的研究试图发现其对中国新闻实践与改革的有益启示.今天看来,时下确也有汲取专业主义营养大胆前行的业界榜样.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新闻业,在历经制度与观念的几度转型与变革之后,能否在当下历史机遇之中构筑自已的专业主义框架,一直引人关注.从党-国视野来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进化成制度化的独立规约与自治精神,它需要一种结构功能范畴上的有限"替代"与角色转移,现在我们可以将路径转向"公共性"取向的回归.     

非农化的乡镇社会结构及其治理秩序——基于杭州市的村落调查

转型所导致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深刻影响着乡镇秩序的重建。30多年的改革使杭州市衙前镇农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经完成了农民职业的非农化、生活场域的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功利化三个方面的转变,其后果是传统乡村秩序存在的精神纽带发生变化。先赋利益与自致利益的关系协调在国家与市场双重社会机制中运作是目前完善乡镇治理的一个可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