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与中国司法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是体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标志，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必须以程序公正为本位，排除制约公正的障碍性因素。司法审查程序的正当性、法院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以及法律方法与赔偿程序的公正性，都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使我国的司法公正与WTO规则相一致，司法活动必须坚持诚信原则，司法鉴定制度必须改革，回避制度必须贯彻执行。     

简析司法公正的概念

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良法”的存在是前提,一定的法治文化的培育是基础,规范、高效的司法机构及其活动是保障.司法公正可分为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规范公正与运行公正.司法公正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自觉性要求,也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自律性要求.     

司法公正的向度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司法公正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正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的司法制度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二是司法主体的利益分配公平.合理解决司法人员经济利益的社会分配问题以及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司法群体的政治利益,以解除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可以增强司法人员在司法实务中的抗干扰能力.三是司法人员公正、正直、正义、公平的德性.加强司法人员德性的培养,可以使深刻影响和支配着其司法行为的内在道德自律力量得到强化,从而使他们远离司法腐败,逐步走向司法公正.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灵魂.     

论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程序公正为视角

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而法律的权威离不开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中国目前的司法公信力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司法公信力植根于公正,其本质在于公正地为权利服务。实体公正由于具有相对性,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作用有限,而程序公正则与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联系。本文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在揭示司法公信力和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程序公正以提升中国司法公信力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如下对策,即培育司法公信力需要司法程序符合中立性、平等对抗性、公众参与性以及终结性的公正要求。     

论司法中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试论民事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规范健全——人民法院如何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司法实践中的民事程序法治建设与程序公正、民事实体法治建设与实体公正，论述了司法随意的失误和司法规范的成功；针对人民法院如何实现司法公正，提出并论证了审级制度、抗诉制度、判例法制度、法院设置和法院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构想。     

论司法公正的不平衡性

公正是司法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内因素与法外因素、规划正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的制约,司法公正总是呈不平衡状态。文章通过论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不平衡,阐述了司法公正的不平衡规律。     

提升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以正当程序和司法良知的关系为切入点

相对道德而言,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更大。从根本上讲,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输出。不同的司法制度有不同的输出,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公正,缺乏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不公正。正当司法程序从三方面增进司法公正:直接输出司法公正,通过养成法官的司法良知增加司法公正的输出,扼制司法良知的误用与滥用。以此观之,实现司法公正的治本之策在于以正当程序为导向进行司法制度改革,而不在于对法官进行道德说教。     

法律逻辑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三种子类型之一,它包含公平、正义两个层面,但公平并不等同于平等,而是衡平之意。“司法公正”成为2011年“两会”的关键词,源于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刑事冤案,而造成这些冤案的根源就在于司法不公正。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凭借司法理性。法律论证是通向司法理性的桥梁,法律逻辑方法是通过这种桥梁的基本交通工具。法律逻辑是建立在非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法律论证分析与评价框架,而不是建立在传统意义的逻辑框架之上。这种法律论证框架是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工具。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公正

和谐社会的法律特征可概括为法治、公正、稳定和权威。司法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定位应当是实现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实现社会真正和谐以及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条件;较高的司法人员综合素质和合理的司法机关内部审判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条件。以公正促和谐,既要以先进理念引领司法实践、以程序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更要以实体裁判公正实现社会和谐。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论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

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是可以作精确区分的两个概念。司法的形式性是规范问题,司法的公正性是价值问题。司法的形式性要求司法与实在法律的价值基础及政策相分离,并且要求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的形式性是保障实在法律的普遍实现,从而保障自由与正义的普遍实现的必要条件。中国司法的真正问题乃是司法的形式性的缺失。鉴于中国一向缺乏形式法传统,维护司法的形式性应当是中国当前的司法体系面临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司法平等与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平等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关乎着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司法平等一直广受关注。而探求司法平等,就不能回避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在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我国,我们有必要寻求司法平等及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以深化对司法平等及司法公正的认识,同时,这也对目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弱势群体问题在司法领域的弱化和解决有着一定的意义。     

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与实然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保障司法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为了建设法治社会,实现司法公正,全面推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国司法公开有了新的要求和体现。鉴于此,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对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和实然展开阐释,以推动司改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论和谐社会的司法公正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社会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底线。和谐社会的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检视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司法思想

儒家司法思想以人性论为根据,人性中趋恶的因素及国家对其予以合理限制是司法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司法的地位在于辅助德教,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司法的价值一是"仁道",二是公正;司法的目标是促成德治、仁政或礼治社会的实现。先秦儒家司法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对仁道价值的不懈追求,而这种仁道价值与今日之人道主义在关爱人、尊重人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道家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人道必须效法天道的理论学说,在司法问题上也主张司法必须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从而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理念。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经典《黄帝四经》提出的"秋冬为刑"说,后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论证而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黄帝四经》提出的"精公无私而赏罚信"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阐述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