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己亥恋情考

谈蓓芳教授在《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谈及龚自珍己亥年(1839)的一段恋情时,认为诗人之恋人是位扬州的风尘女子,小字阿箫,后未能与诗人结合而返回苏州独居。然此并非确论。考龚氏之《己亥杂诗》以及相关资料,可知己亥年龚自珍曾与两名青楼女子邂逅,一是清江浦的灵箫,一是扬州的小云;阿箫是灵箫的小字,而非小云的别称;在苏州闭门谢客的是灵箫而非小云;诗人最后迎娶的也是灵箫。这不仅纠正了谈文之误,也廓清了龚自珍在己亥年的情感经历。     

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

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他的一生当中曾多次试图封笔戒诗。作为一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龚相信只有戒绝文字的诱惑方可悟道。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感到自己与文字结有不解之缘。故此,龚对于诗歌写作始终抱有一种且爱且惧的矛盾态度。据一些评论家推测,龚在反复戒诗的过程当中一定焚毁掉了自己的大量诗作。因为他在15到47岁之间写下的27卷诗稿今天已经大量佚失。龚对于诗歌写作的焦虑令人联想到英国现代诗人杰哈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像龚一样,出于宗教信仰,霍普金斯烧毁了自己的许多诗稿。无论是对于霍普金斯还是对于龚自珍,写诗就是一种不断复发的瘾癖,令人欲爱不能欲罢不舍。同霍普金斯一样,龚自珍最优秀的诗作是在最后一次发誓戒诗以后写出来的———那就是龚后来结集为《己亥杂诗》的315首绝句。令人瞩目的是,《己亥杂诗》中的38首(也就是全集的十分之一强)都是龚自珍写给歌伎灵箫的艳情诗。更重要的是,在这组艳情诗当中,龚以纪实的笔调再现生命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情缘。此外,龚经常给自己的诗歌作注,诗人的自注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引向创作这些诗歌的本事。作为一名佛教徒,龚不能不意识到灵箫是个“致命的诱惑”,依恋灵箫则意味着丧失宗教修持所必需的静心与自制。他哀叹自己“结习未尽”,经不起“天花”的诱惑,超越不了男女之情。但后来他终于悟到灵箫在自己由色悟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无论如何,像龚自珍和霍普金斯这样伟大的诗人都强烈地意识到文字的危险性———他们既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文字的魅力,又不断地负荷着写作的焦虑。     

屈原与《九歌》的感情寄托

屈原的《九歌》充满了悲乐的情调,正是诗人心灵受到现实社会撞击的结果,是诗人自己遭遇离忧、含冤被放、眼睁睁看着热爱的国家没落而无可奈何的自然流露,是屈原借祭神来抒发悲情之作,为历代文人学习与借鉴的典范。     

传统儒释道对王维早期思想的影响

诗人王维一生未能完全辞官归隐,而选择了一条半官半隐的生活道路,这与他早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综合影响是分不开的。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中起主导作用,他希望借政治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佛道思想则是其寻求精神自由、解脱自我的方式。     

李贺诗歌中的女性抒写与寄托

极富才情的中唐诗人李贺,在绚丽夺目的诗卷中,用自己的神来之笔塑造出一群美艳揶凄怨的女性来作为理想生命的象征.用"美女"原型来表达诗人的政治之恋,用"怨妇"群像来体现人性的真情,用"弃妇"情结展示诗人的生存境遇,用流连歌妓的方式让心灵得到放纵与补偿.李贺对女性所表示的深深同情与理解,也是对他自身命运的哀叹与诉说.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飞翔”情结——以《致云雀》、《致蝴蝶》和《飞虻》为例

雪莱、华兹华斯和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不同时期的代表诗人。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创作理念各异,但诗作中所展现的"飞翔"情结却不谋而合。浪漫派的新一代诗人雪莱在《致云雀》中,借云雀的翅膀追逐自由的理想;浪漫派的宣言者华兹华斯在《致蝴蝶》中借蝴蝶的翅膀追怀童年的时光;浪漫派的起点诗人布莱克在他的《飞虻》中借飞虻的翅膀飞越生死的思量。将《致云雀》、《致蝴蝶》与《飞虻》三个文本进行比较,解读三代英国浪漫派诗人的"飞翔"情结。     

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近代诗人袁昶在同光体浙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他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活动与主张的具体考辨后指出,他应该属于维新派作家.在晚清特定政治背景下,袁昶既不能济世救国,又不能隐逸闲居,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朝隐"心态来消磨时日,这使得他大量的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意味.由此两方面入手,我们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认识这位过去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同时,也能够对其诗歌创作中丰厚的内蕴、喷礴的情感与风格的博综做新的评价与体认.     

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

《劝伐河北书》是谢灵运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惜乎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本文在检讨了前修时贤的诸种说法之后,断定谢灵运上书的根本动机在于:鉴于自己与宋文帝之间的摩擦,借上书以表白自己对文帝及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以求得到文帝的理解;同时在书中也表明了自己从此将归隐林泉的人生志向。从谢灵运日后的政治遭遇来判断,此书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李贺素有“鬼诗”之称,他写鬼诗的题旨,大多是借古代神话和前朝史实中的怨女和怨妇来表现的;不过,诗人却也在不同程度上借神话传说与前朝史实将自己的情怀透露。《七夕》一诗中“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借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感叹人间的悲欢离合。《巫山高》写楚王的灵魂,     

荒寒:柳宗元永州山水文学主体风格解读

荒寒意境是历代文人所钟爱的意境之一 ,这是由荒寒意境的特质和文人们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所决定的。柳宗元被贬永州 ,永州山水的荒寒之境与他困厄的身世遭遇及兀然不屈的个性特质互相阐发 ,于是 ,他借荒寒之境表现其身世之感和哀怨之情。这种荒寒之境既是诗人自觉追求屈原楚骚精神的结果 ,又带有中唐山水审美的时代特征 ,更具有作者独到的个性     

时间主题下的绚烂之极与归于平淡——谈王慧骐创作风格的嬗变

早在1980年代,王慧骐便是在青年读者中风靡甚劲的诗人。其后,他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又成为读者非常喜爱的"散文诗人"。笔者大学期间,有幸在林林总总的报刊上常常读到这位前辈校友的佳作,彼时便对王慧骐生仰止之心和向往之意。来南京后,我因缘而与王慧骐学长相识,也蒙他看重,多次     

在城乡的边界处游走与书写——阎志诗歌论

阎志的诗歌写作,早期资源在于对童年记忆的追溯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演绎,但这种怀旧美学似乎建立在无法融入城市的现实障碍上。当诗人遭遇了城市生活的残酷后,乡村书写与童年记忆更是加剧了其笔下诗意的张力。与此同时,诗人又不得不直面现实的城市生活,他试图从细节中寻找真相,也在不断地领受与改变中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阎志诗歌中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但其所独具的乡愁意识既复杂又丰富,让他在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博的延伸性中达至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从“诗魔”到“文字因缘”——白居易宗教热忱与诗歌创作冲动的矛盾、化解方式及影响

白居易一生沉溺于诗歌创作,他常用"诗魔"等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创作激情;同时他笃信佛教,后半生宗教热忱更高。他的创作激情与佛教热忱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用因果宿命观、"文字因缘"、偿还"诗债"等来解释和化解创作冲动和宗教热忱之间的矛盾。"文字因缘"与偿还"诗债"理论确立了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也为他的"游戏"之作找到了一定理论依据。白居易创作沉溺心理既反映了他个人政治热情退潮后的补偿心理,也反映了中唐人对诗歌功能新的认识。     

从“应和”到象征——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探微

习惯上,人们把波德莱尔说成是一个“审丑”的诗人。因为在他的笔下,我们太多地看到了诸如那已失去艳丽和芳香的春天(《虚无的滋味》),比极地还要凄冷荒芜的国度(《来自深处的呼喊》),以及腐尸、蛆虫、吸血鬼和无情地噬咬着人类心灵的时间(《大敌》)等这样丑恶的形象。人们又把波德莱尔理解为一个“忧郁”的诗人(有人甚至说他是“颓废”的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也太多地感受到了他从自己忧郁的理想出发,在痛苦中向上帝哀告以求挣脱虚无,及至企图借酒精来麻醉心灵,但都无法销万古悲愁,最终只得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 的确,在《恶之花》中,诗人曾这样痛苦地向世人宣告:     

陈克华:一个"败德"的身体测绘学家

陈克华以惊世骇俗的身体表达成为华语诗界的标志性诗人.身体美学是陈克华诗写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他对肉体尤其是男体做了全方位的测绘,试图打破符号和意义给身体设定的陷阱,通过肉身化呈现自我主体.他以"败德者"的姿态,来审视自我,突破性别阈限,拆解异性恋霸权,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倔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在本质意义上讲,他的诗歌创作是其纳西色斯情结的外化.陈克华有待于以身体的"在场"为基点,从"个体化生存"拓向"社会化"生存,在更大的场域中建构起诗人的自我形象.     

北魏灵太后“转轮王”与“佛”形象的建构

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为当朝的实际执政者。灵太后在临朝称制后,便开始遵照佛经记载的转轮王模式推行一系列护法措施,亦即通过运用外来的转轮王观念,加强其权位的正当性。但除了"佛教转轮王"的形象外,灵太后还似建构有"佛"之面貌,不仅利用佛教符谶来暗示天下,自己以女身成佛,还与孝明帝并称"二帝"或"二圣",同时在石窟中设计"二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此外,灵太后还欲通过《华严论》的修撰,来具体阐释"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并通过《华严经》的弘广,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且合法化的支持。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灵太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是"转轮王"或"佛",但她推广佛教的一些措施,以佛教信仰教化天下的作为,都表明了她所努力的方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实际君主,正是运用了佛教王权的相关理论,来告知天下她所具有的最高政治权力与地位。     

论“流散诗人”艾布·马迪长诗《秘符》的哲学思想

《秘符》是"流散诗人"艾布.马迪的一部经典之作。诗中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对万物的不停质疑体现着诗人在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对自我身份探索、认同的过程。诗人身上文化的混杂性使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属性。作为一名流散者,他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两种文化的差异注定使他的心灵漂泊在对归属的寻求中而不能落脚。于是,诗人的作品中便充满了这种寻求所带来的哲学思考,这也便是《秘符》之所以"秘"的原因所在。     

论加拿大联邦诗人查尔斯·罗伯茨的民族主义情结

查尔斯·罗伯茨是加拿大联邦诗人的领军人物,享有"加拿大文学之父"的美誉。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初,国民缺乏民族精神,罗伯茨立足加拿大特色,借诗言志宣传民族主义,率先在诗歌领域掀起了一场爱国运动高潮。尽管自然抒情诗是罗伯茨的强项,他却成功地借助《加拿大联邦颂》这首政治诗抒发民族主义情结,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文学领域乃至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力,同时也为促进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     

试论《秦妇吟》的创作与自禁

韦庄为了拜谒镇海节度使周宝,根据自己的经历以及"秦妇"的遭遇,创作了长诗《秦妇吟》。在诗中,诗人为了突出周宝的政绩,对当时其他政治势力使用了大量不敬之词,但不期这些言辞随着《秦妇吟》的流传,为诗人日后的仕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为了消除这些言辞在各种势力间的影响,韦庄在昭宗景福年间入京应试时便开始讳言"秦妇吟秀才"的称号及《秦妇吟》一诗,而在及第、入仕之后,随着自身政治成熟度的加深,便有了自禁《秦妇吟》之事。     

论闻一多的信仰者心理

闻一多早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又是他人格的特定表现,所以他后来虽然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却又先后信奉"艺术"、"创造"和"人民",始终保持了信仰者的心理形式.闻一多需要有一种远超出个人存在价值的精神尺度,使他能在遭遇挫折时通过确立新的人生目标来规避消极情绪的影响,而当他认准了新的方向后又能坚毅地前行,在危急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信仰者的心理构成了闻一多性格极为重要的部分,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在重要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