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国际产能合作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际产能合作是国际产业转移与开发合作新的发展趋势,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际产能合作的规模与范围逐渐扩大,势必会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文从绿色技术创新、工业结构绿色升级与工业能源效率三方面,探索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种国际产能合作形式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构建模型,采用新疆1994—20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新疆国际产能合作整体上显著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而扩大对外贸易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二是整体上新疆国际产能合作能够促进工业绿色技术提升、工业结构绿色转型和工业能源效率提高,但不同形式的新疆国际产能合作在三种作用机制下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三种作用机制下均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农村工业环境成本转化机制

农村工业的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其难点在于构建可持续的环境成本转化机制,从而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典型的环境倒逼式转型——河北农村铁网产业环保升级改造为例,从生态现代化视角分析其转型过程中环境成本转化机制和进展。分析结果表明：在环境政策的强力规制、行业协会的积极推动、基层政府的多重支持下,农村工业以环保改造任务外包和非技术性生产调整的方式取得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阶段性进展,但其环境成本再外部化面临缺乏技术创新和消费端激励的困难,其绿色转型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的问题;由于研发和资金不足,我国东部农村工业难以走生态现代化的路子,政产学研社协同创新及绿色消费机制的建立或将有助于突破其环境成本再外部化的困境。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环境税费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以环境税费为自变量,以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和政府竞争为控制变量,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建税的污染减排效应较好,其他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不明显。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环境税费政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从长期看,应取消排污费,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强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污染减排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实证和理论的分析 ,揭示当前财政政策的积极影响 ,并为今后政府决策提供一定依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的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采用C-D生产函数,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确定合适的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安徽省2006—2016年绿色投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人力投入、污染控制指标等方面的数据,测度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研究发现:绿色投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人力投入的产出弹性都为正,近十年来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近两年效率值连续下降,安徽省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攻坚克难时期。由此进一步探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优化路径,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智能时代绿色产品发展的升级途径

加快实现工业绿色转型,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大力发展绿色产品是加快工业绿色转型的突破口。智能时代中国绿色产品在发展中存在缺乏统一标准、尚未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等问题。因此以绿色供应链作为切入点,提出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构建统一的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大数据构建绿色产品智能化的服务平台,融合政府、企业、消费者、银行等参与主体的积极作用,共同促进智能时代绿色产品发展的升级。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中国工业发展环境财务绩效评估及指数构建

理论界与实务界相对缺乏对环境财务绩效综合评估的研究。在提出工业行业环境财务绩效评估体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2011—2014年中国各省份工业行业的环境财务绩效进行评估，并依此建立中国省际工业行业环境财务绩效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财务绩效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步下降的地域特征；从各项指标来看，“十二五”规划以来，中国工业行业已在控制污染源及环境治理成本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废弃物循环利用效率偏低、环境治理投资缺乏有效性；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仍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全球新绿色经济理念要求的“强可持续发展阶段”。针对结果，提出建立区域环境财务绩效评估机制、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绩效、加强循环利用效率以及终止褐色经济发展模式等对策建议。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话语体系建构及其实践,不仅需要逐渐设想出并在现实中引入具象化的新型绿色产品产业、技术工艺和生活消费,还必须创建并践行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经济学,从而提供整个社会向这些新经济样态或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现实可能性与进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创建或走向这种"生态经济"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现实舞台和未来可能性."经济的生态化"(生态现代化)和"生态的经济化"(绿色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背景和语境下展开的、逐步创建支撑与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更高阶段或形态的经济创新尝试,或是这一绿色经济创新的两个主要进路和模式.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党中央与职责明确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逐渐提升的国家环境治理制度架构和治理能力,同时受到制度性激励与约束的绿色市场、资本和技术手段、有序扩大的环境社会组织动员与大众性民主参与等四个主要元素所组成的特定构型组合,则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社会支持性动力机制.     

生态省试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体现。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生态省试点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探索经验进行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人均生态足迹为指标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2004—2017年29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生态省试点对省域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省试点有效遏制了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并且生态省试点省份环境立法完善是抑制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重要机制；生态省试点主要通过提高省域“清洁产业比重”的结构效应促使人均生态足迹下降，而技术效应并未对生态足迹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生态省试点的效果和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启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效果研究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为评价政府环境治理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编制自然环境指数和核算净碳排放,并加入胡焕庸线作为虚拟变量以反映地区差异,从碳排放视角构建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与净碳排放的面板模型,并纳入不同的环境治理强度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研究发现,两种环境治理强度、征收耕地占用税、林业投资的行为均能有效地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并且环境治理强度的碳减排效果最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未能起到碳减排的作用,征收资源税对环境的影响表现为"绿色悖论"效应,未能有效地约束资源使用者的行为。文章结论为政府提高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一定政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合作及其路径研究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其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挑战,放任生态环境恶化,必将阻碍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亟待加强生态合作。生态合作是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加强气候领域的合作,建立政策响应机制,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加强绿色能源合作,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为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绿色技术融资、技术制度管理、技术能力建设、技术知识产权等层面同向发力。沿线国家生态合作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结构转型与环境保护制度、内部结构优化与外部发展掣肘之间的矛盾,由此构建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环境协调机构、推动国际绿色标准制定等,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     

新形势下我国中长期国债投资趋势分析

我国实行国债增发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与实施积极财政之初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及时推进积极财政政策转型,这必然将影响到我国中长期国债投资政策的变化,对这些变化趋势本文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     

试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农业发展

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是保证当今世界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统筹协调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就农业领域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绿色农业,进而建设农业生态文明。文章初步阐述了生态文明与绿色农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分析了推进绿色农业与生态文明的融合"要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绿色农业发展"怎样才能做得到"。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 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