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与《九歌》二司命的生死交融

《九歌·大司命》宋洪兴祖补注引东汉末高诱说,认为"天门"是"紫微宫门",这种说法符合汉代人的普遍观念,但不符合屈原所处战国时代对天门的认识。在汉武帝之前,天门一般指观测太阳出入的地方。《大司命》中的天门是昼夜变化之门,也是出生入死之门。主"寿夭"的大司命和主"幼艾"的少司命通过天门来控制生死,展示神力。二司命是生死观念的神格化,屈原通过天门赋予司命神源源不绝的神力,体现出力量崇拜意识,代表着轴心突破中力的突破方向。     

手持斩妖之剑 却与妖孽为伍——表层爱情诗深层政治诗《少司命》论析

少司命是男神 ,辅佐大司命掌管寿命。“拥幼艾”是拥抱年轻美女 ,“抚彗星”是抚摸妖星 ,抚摸灾祸。少司命手持斩妖之剑却与妖孽为伍 ,应改正为关爱、扶正荪一般的贤良。《少司命》表层是爱情诗 ,深层是政治诗     

少司命的三角恋——《大司命》《少司命》的全新剖解与翻译

大司命和少司命都是男性神，分别由男性神的女恋人唱全辞，是屈原失意初期的作品。通过女恋人的初合后弃的遭遇，表达了屈原对楚国上层某些人物的不满、内心的痛苦及抱有的希望。对二篇作了翻译。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国光红一、“东君”为日神说质疑自王逸《楚辞章句》以为《东君》祀日神，以后各家皆认同。《史记·封禅书》记高祖四年，令“晋巫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之属”，《索隐》引《尔雅·释天》：“东君，日也”，则东君为日神似是无可置疑。但《...     

《诗·秦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十一

《终南》为秦大夫戒襄公之作,《车邻》为秦襄公宫女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小戎》为秦女思念远征丈夫之作,《蒹葭》为秦人美襄公求贤尚德之作,此四诗皆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周平王命襄公为诸侯之后,即秦襄公八年(前770年)至十二年(前766年)之间;《驷驖》为秦大夫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顷。     

“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

道教星辰司命信仰形式多样,其中既有对先民“北斗”“文昌”“三台”等星命信仰的接续,也有对域外“九曜”星命思想的吸收,更有对当时社会流行的本命元辰、本命星君信仰的改造,形成复杂交错的星命信仰格局。比较而言,中国本土星命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具体运用上,尤其是在为本命年祈禳灾星的实践操作中,道教星辰司命学说往往与其他多种司命理论配合出现,共同论说个人的年命吉凶,从而更加适应民众的禳灾需求,这也是道教的实践智慧所在。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焦氏易林》的星神信仰研究

通过《焦氏易林》记载关于北极、北斗、司命和四灵诸星神崇拜的内容,可以窥知汉代人复杂的神灵信仰世界。北极星神太一是最尊贵的天神,具有佑护生命、厌胜敌兵、使人安福等功能。北斗具有富家、主杀伐、防盗贼、主忧乐、厌胜敌兵等多种功能,代表了最高的世俗权威。司命的主要功能是掌控人的生死寿命,还有纠过错、除不祥、掌刑罚、主忧乐等功能。四灵可以御凶辟鬼,佑护平安,是用以升仙上天的神物。     

《诗·玄鸟》中“厥后”新解

《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自来注家多将“厥后”解为“诸侯”或“四方诸侯”。如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朱熹《诗集传》:“方命厥后,四方诸侯无不受命也。”近人因之,其说实有可商之处。按诗意,“方命厥后”者为古帝,如“厥后”是指“四方诸侯”,则“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谓上帝授命四方拥有九州,这显与史实与诗意不合。余意“厥后”者,厥君也,厥王也,亦即指成汤。其证一,“后”通君,通王,则“后”亦可指成汤。《尔雅·释诂》:“后,君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王后丞战,”《毛传》:“后,君也”,“王后”犹言君王;     

九歌九篇无《国殇》、《礼魂》

现存《楚辞·九歌》篇章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和《礼魂》,名为九而实有十一篇。 对于这一矛盾,古今学者提出过各种猜测和说法,一直争执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是:或认为“九”是虚数,仅言其多而已,不必实有九篇之数①;或将其中某些篇合并,以凑成九篇之数②;或谓首尾二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为迎、送神曲③。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乍看起来似乎都有些道理,而仔细分析起来,又都有不可弥缝的罅漏,很难令人信服。     

孔子与君子的命运

君子“现世性”的立身态度,“求用性”的入世行为,以及“感悟性”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君子及由君子衍生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必然面临“意义缺失”的命运。这一命运是由诗展现出来的,诗的本质就是道说命运。古诗十九首就是其发端和杰出代表。但是,这一命运的根源则是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缔造了君子的命运,也即缔造了诗性的文化。     

《淮阴侯列传》中的权力密码

文章认为在实际历史上韩信虽然死于政治权力的斗争,但由于韩信占据着某种道德高点,在传播过程中道德权力逐渐超越政治权力占据上风,表现为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多从正面认可韩信形象.以“崇德”为重要特征的儒家话语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有极高的话语权力,当司马迁以有德与否的潜在标准来记录历史人物的相关经历和事迹时,他已经获得了这种巨大的权力,这也是决定韩信形象传播走向的重要因素.     

《魔戒》:盎格鲁·撒克逊神话

<魔戒>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神话体系,本文对其进行美学意义上的澄清,认为托尔金基于中古语言文字的创造赋予了作品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学底蕴,并通过讨论作品和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契合,阐释<魔戒>和<贝奥武夫>一样是抒情的而不仅仅是叙事的.它从主题上表达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并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哀婉的风格,从而证明<魔戒>是作者为其祖国和现代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创造的另类的历史和神话.     

危机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宿命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目的决定了经济危机是不治顽疾,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退与没落,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及其历史宿命的不可逆转。     

《魔戒》中的英雄主义和托尔金的英雄观

英国魔幻作家托尔金是古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家和史诗《贝奥武甫》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其作品《魔戒》中融入了北欧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英雄传统,且英雄形象塑造和情节发展方面都带有基督教的烙印.《魔戒》对古日耳曼英雄传统的沿袭和对基督教的皈依,使中世纪英雄主义和基督英雄主义在作品中同现,是日耳曼古老的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融合.     

《吉姆爷》中的明、暗“线”之美

<吉姆爷>是康拉德最受推崇的小说之一.文中始终贯穿着"明线"-- "我们当中的一个"和"暗线"--"孤独"、"耻辱".康拉德运用这三条线,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主题, 使整部小说的含义更含蓄、更丰富.同时,缩短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增加了小说阐释或解读的可能性.     

辩证法的历史命运

辩证法就其本真意义来讲,它不是“客观规律学”,它的本质、内容、形式和对立面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些东西。它是属于主观世界,是自由研究与批判思维的艺术与方法。它的本质是批判与革命。它的形式是对话与辩驳。它的敌人是独断论与诡辩。它的内容是无穷的丰富与具体。在任何哲学思维的领域,它都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和排除谬误的强大武器。然而辨证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命运坎坷,这种情况有着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着特定时代之文化、政治背景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历史上真正意义的辩证法是在自由民主文化中产生和成长,相生相伴,同呼吸共命运的。民主生而辩证法长,民主衰而辩证法亡。正是由于我们当前进入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革命与批判意义上的辩证法本质才得以还原。     

小说境遇的历史嬗变与小说家的身份诉求

小说家的身份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中外小说家和小说家群体,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社会使命和主体自觉、顺应秩序与远离秩序等问题,构成了小说境遇和小说家身份问题的基本构架。     

叶公其人与叶公传说的传承

叶公形象基于白公之乱而产生,继而传播到楚地和中原地区。作为传说舞台的叶地有许多关于叶公的古迹。对叶人来说,叶公是"社稷之臣"和"亲民善民之人"。他们对叶公的共同认识与共同记忆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作为传说人物的叶公是由历史事件、特定空间以及特定人群的共同认识而建构起来的,这些因素对叶公传说的形成与继承具有重要作用。     

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大革命——《人的命运》、《蚀》比较研究

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描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革命.在中国,以文学为武器的革命家茅盾,也以1926--1927年革命高潮到落潮为题材写了<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小说隐蔽地表达出茅盾本人对大革命的反思和总结.两个不同国度的作家都用不同的角度及方式再现了同一题材--1927年中国大革命.从两部小说出发,以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基点,探讨分析法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大革命及其对革命看法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