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著者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经历宋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千年不废,影响深远。在＂三百千＂中,唯独《百家姓》的写作时间和著者不明。本文在宋朝王明清、明朝李诩、清朝王相等人详考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考证、推理,指出：《百家姓》的编著者,似是＂老儒＂钱俨;《百家姓》的编著时间,似是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二年（977）之间。     

老革命家的笔名

毛泽东字润之（一作润芝）,早年他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常缀作笔名,如《湘江评论》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泽东＂为笔名。＂二十八画生＂（因繁体＂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1915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写《征友启事》首先署用,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互酬诗作及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     

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校读劄记

今通行本《类篇》有中华书局的姚刊三韵本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印的本子。但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讹误甚多,使用前需对其进行校勘。以中华书局本（1984年12月第1版）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8年2月第1版）为参校本,对《类篇.石部》进行校勘,可以发现：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存在释义和读音方面的一些错误,如＂碑＂下所引郑康成之说＂官＂当作＂宫＂、＂空＂作＂窆＂,＂砠＂所引《说文》＂石戴土＂当为＂土戴石＂,《说文》＂■＂之释义＂石也恶也＂的前一个＂也＂字乃＂地＂之偏旁讹夺,等等。同时,《说文》、《集韵》也有若干失误。这些讹误主要是由形近而讹、偏旁讹夺、倒文等原因造成的。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学、政、道”——论先秦儒家之思想结构及以“学”为开端的意义

从《论语》、《孟子》和《荀子》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骨干）的思想结构为＂学、政、道＂三位一体,其中最关键的是＂学＂在这个思想结构中的开端地位。儒家以学的方式保存和重建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学的眼光去打量世界。     

“场”之比较——《官场现形记》、《国画》中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之对比分析

以往的官场小说研究,就其命名而言,重＂小说＂（叙事）,重＂官＂（权力、人性等）,但是不重视＂场＂（关系网络）。因此,将《官场现形记》和《国画》这两部官场小说代表作中的主要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从中亦可审视小说的审美、文化与政治意义。     

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与建构——关于阎连科小说《风雅颂》的一种解读

《诗经》所承载的伦理价值取向与《风雅颂》传达的人性诉求既存在正相关,又存在负相关。《风雅颂》通过两条线索,即＂城市—农村—蛮荒之地（诗经古城）＂（明线）和＂权力压迫—伦理—自由＂（暗线）,展示了主人公杨科对于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及自我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杨科＂诗经之城＂的构建尽管是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扭曲的社会伦理、权力消解和重新建构的愿望,其切入现实的深度和勇气在当下文坛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宋前咏史诗史》评介

韦春喜博士＂十年磨一剑＂,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宋前咏史诗史》出版面世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这实在是令人欣喜的学术盛事!刘勰写完《文心雕龙》后,曾在《序志》里深有感触地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     

也谈“好地主”和“懦作家”

2014年第2期河北《杂文月刊》（下）转载了2013年12月11日《渤海早报》韩石山《我是一个怯懦的作家》的文章,说自己不敢在作品中描写＂好地主＂,所以是一个＂怯懦的作家＂。     

说说《“红色文艺”的困境》一文的乖谬

复信魏秋实同志,你好!来信及附件均由《中华魂》编辑部转来,已认真读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今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固然不少,但毋庸讳言,令人困惑的奇谈怪论也层出不穷。《＂红色文艺＂的困境》（以下简称《困境》）即是一例。让我们来看看它究竟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是否真有道理（哪怕一丁点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