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思想对“三言”中欲望书写的影响

佛教到了晚明时期进一步世俗化,而随着晚明世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人们的欲望也逐渐凸显出来。面对世人对欲望的追求,特别是对物欲与情欲的狂热追求,"三言"中借助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以及万法皆空观念对人们的情爱欲望、仕途欲望以及金钱欲望进行转移与调控,以使对欲望的追求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为那些不能达到的欲望寻找到一个安慰的理由。     

佛教在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中的意义

宗教的魅力在于通过神灵信仰获得对人生和世界的特定解释,这一解释以感性融摄理性的形式而获得强化,使人获得超稳定的心理和生理能量,以"自净其心"为特色的佛教,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十二因缘、轮回业报理论)以及大乘佛教的唯识观等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命运观一起构成中国人普遍的信念与信仰,而且对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启迪。佛教唯识学与精神分析学说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定意识根源于无意识,并且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唯识学是依照由深至浅的顺序把众生之心分为"心"、"意"、"识"三个层面;与此相类似的是,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荣格则把精神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大层次。     

僧祐的佛教史观略论

僧祐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史家,但其著述佛教文史的目的与方法,著述中包含的佛教史观,对于后来的佛教史家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他的佛教史观包括本迹史观、感应史观、业报史观、像法史观等四个方面。本迹史观是一种独特的佛教历史本体论,主要阐明佛教历史的源流问题;感应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发生论,重在揭示佛教历史的发生机理;业报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因果论,旨在说明佛教历史遵循的因果法则;像法史观则是佛教的历史分期论,主要分判佛教历史的发展阶段。     

论佛教善恶的超越性

佛教对于善恶的判定,首先是立足于缘起理论的,从现象层面以果报的苦乐来反证行为本身的善恶。在小乘佛教看来,因果的善恶、苦乐都超不出对于个体自我的妄执,因此超不出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只有破除个体我执才能出离生死轮回。大乘佛教进一步认为,以生死为胜义恶、以涅槃为胜义善,仍然是一种妄执,必须立足于人我、法我二空,以体用、性相不二的理论破斥,最终才能达到对善恶的彻底超越。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观的回应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轮回是信说,可以通过典籍中的记载予以证明;一种认为典籍中出现的轮回事例,是附会佛教之说,不足为凭;还有一种认为轮回事例虽然存在,却只是偶然现象。对于佛教轮回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支持者认为佛教轮回说可以收拾教化人心,辅助道德教化,稳定社会秩序,辅助国家治理;反对者则认为轮回说并不能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反而将助恶抑善。同时,明清士人基于儒学或世俗立场,对佛教轮回说产生种种新议与异见。这种情形既说明了明清诸多士人将现世的人间祸福作为轮回转生主体的世俗视界,也表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采取的扬弃、利用的立场。     

“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佛教关于生命与生态环境的学说

佛教将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视为统一体。佛教提出缘起性空、生命无常、业报轮回等理论阐述了生命本质与意义，同时提出了依正不二、自他不二，因果相报、众生平等、心色不二等思想论证生命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与环境的统一性及人生意义。     

佛教基本教义探析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急剧变革的列国时代 ,它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情绪和要求 ,其基本教义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佛教教义从人生多苦观入手 ,寻求人生解脱之道 ,它否定了婆罗门教创世神说 ,但继承了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传统观念。佛教终究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意志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苏轼诗词禅学思想及人生观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才，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充满了禅思哲理。他的许多诗词中融入了“随缘”“超脱”的禅学思想，阐述了顺应自然、傲视苦难、通达乐观的人生观。     

净土三经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佛教净土信仰的基本经典,净土三经伦理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离恶向善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离三毒之恶而向三善,离五恶而生五善,离浊世之恶而向净土之善;二是慈爱悲愍的弥陀愿力,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悲愿,包括拔苦之愿和与乐之愿,体现净土伦理的他律解脱特性;三是兼顾各类修习特性的道德修行方法,特别是三品往生方法;四是体现快乐安隐、纯善无恶、清净庄严的极乐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境。由此也体现了净土系伦理的基本特色。     

法家人性思想辨析

对法家人性思想的讨论,历来以"性恶论"在中国道德思想史上得到定位。其实,这是臆想定式惹的祸。原典昭示,法家是自然需要人性论的推重者,以趋利避害为内容;在人性动态的历程里,最为活跃的因子是自为之心,而非为他之情,指望依靠人自身本性的发展来提升社会秩序的和谐程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从人的不得为非开始,设定法度遏制的功能,来调适人本性的动态发展的合理性,实现民众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强大和稳定。     

我国佛教生命伦理的体系建构与当代价值

佛教从生命的过程性、关系性、一致性解读生命，形成了万物缘起、众生平等、因果报应、清规戒律等丰富的生命伦理内涵。因此，探寻佛教生命伦理在公民道德教育、和谐社会构建、全球伦理形成、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当代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     

"悬解"与人生困境的解脱--以《庄子》注疏为考察对象

《庄子》中“悬解”的提出,与解脱死亡焦虑相关。历代注家由于思想背景的不同,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表现出较大差异;从其总体倾向出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得“性命之情”即“适性”阐释“悬解”;二是用佛家“空幻”观念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死,从而解释“悬解”;三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把“悬解”理解为高超的儒家道德修养境界。     

论"中"

“中”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周易》倡导“中和”精神,儒家践行中庸之道,佛家崇尚以中观法,道家提倡守中致道,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阐发了“中”的思想。万物皆有中,中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属性,“中律”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和是创新的灵魂。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论高丽末郑道传的“排佛论”

作为高丽末朝鲜初期的朱子学者,郑道传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全方位、彻底地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不仅批评了佛教僧侣出家、乞食等行为,还从哲学高度上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从诸多方面辨析了儒家与佛教之不同。郑道传的排佛论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