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政策转型视角

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转型,顺应了抑制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2016年流动人口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了生育政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促进二孩生育意愿;在物质资本方面,拥有住房反而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因此,除了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外,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计能力,降低住房压力,是改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新取向:无为而治与积极有为

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正处在一个大的转折过程之中。人口政策继开放“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后必将适应新的变化格局而作进一步调整,由此进入一个“后计划生育时代”。以发展为导向的“大人口观”作为思想引领,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废止目前人口政策中生育控制内容,是下一步完善人口政策使其合乎逻辑的变化方向。未来的人口政策在生育水平上应该无为而治,在人口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方面则应积极有为,须要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如消除人口流动壁垒促进城乡融合,促进国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和健康事业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在内的包容性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优生、优育、优抚、优养。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需求预测

从学前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人口学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数学领域的灰色预测法，分析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预测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八年内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可能会出现的公共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缺口大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全面二孩”政策更好地实施提供科学预测人口增长趋势，调整幼儿园布局、及时加强幼师队伍建设，弥补师资缺口、加大财政投入，确保稳健发展等建议。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完善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向,"全面两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必然要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通过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梳理,分析了不同类型利益导向政策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结合"全面两孩"政策调整提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应当坚持"老人"老办法,增设"新人"生育奖励计划、强化计生家庭福利保障和风险补偿政策为基本走向的改革建议。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

通过回顾梳理现存文献和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且现行生育政策仅能有效控制大约6%的育龄妇女。在低生育水平已持续了近20年、理想子女数大约仅为2个孩子、现行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控制作用大大减弱的情势下,未来维持低生育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推行现行生育政策与＂放宽二孩、杜绝三孩＂的生育政策之间差别就不会大;而如果超生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既会大大降低生育政策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奖励扶助政策重构

奖励扶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到“全面两孩”是一个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重构,这既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奖励规定、保障群众按政策生育的客观需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重构,应当坚持合理衔接、公平公正、统一政策、按需帮扶的原则,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资源的社会性,构建政府为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抓住重点问题,解决群众关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达到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育的目的。     

对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探讨

现行生育政策下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生育政策贯彻执行也遇到社会变迁引发的困难。通过调研数据资料分析,从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现状评估和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经验等方面论证了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和可行。     

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及对策研究

基于《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颁布、“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规划的提出等因素，迫切地需要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进行预测。从在校生人口数量、班级规模、课程周课时、教师周课时等方面入手，构建了小学科学教师需求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对2018-2030年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量和盈缺情况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从2018-2030年，我国小学科学教师缺口量大；“全面二孩”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师需求的影响从2022年开始显现，2027年达到高峰；当前小学科学教师的补充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对小学科学教师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站在培养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战略高度，做好小学科学教师师资配置的中长期规划；多渠道地补充小学科学教师人员数量；实施“U-G-S”教师教育协同培养模式，保障小学科学教师在需求、培养、就业及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有效衔接。     

0-3 岁托育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市场与政府的期望

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难以改善。生育率的高低与生育意愿息息相关,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幼儿的托育困境作为制约广大群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亟需得到关注。运用武汉市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研究群众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与家庭托育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孩子年龄、影响工作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托育市场的经济性、便利性和质量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提升托育服务便利性,增强家庭抚育能力。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