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个有关牡丹亭传奇的话本

湯显祖撰《牡丹亭》,前人多未詳其所本。近譚正璧先生在《传奇<牡丹亭>和話本<杜丽娘記>》一文中,會提出“《牡丹亭》也有蓝本,和其他三剧一样,它的本事內容也不是湯显祖的創作”的論点。并认为湯氏《牡丹亭题辞》中所謂的“传杜太守事者”,“乃是指另外有人写文章(也許是口头)传說杜太守的故事,决非湯氏自己在《牡丹亭》传奇中传杜太守的事,而且这传說必还产生在《牡丹亭》之先。……”譚先生在文中还提及孙楷第先生的《日本东京所見小說书目》。查孙先生《书目》卷六附录“通俗类书”中,曾著录:《燕居笔記》两种:一种是明季刊本(即何大掄本),在卷九下栏有《杜丽娘慕色还魂》一目;另一种是清     

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关于新发现的《铁桥全集》

严诚是乾隆时期浙江杭州文人，与当时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韩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内文献中，至今不见严诚任何著述流传。最近，笔者在韩国发现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完整的严诚遗著--《铁桥全集》抄本，包罗了严诚生平全部著作。《铁桥全集》中的《日下题襟集》收录了严诚保存的与朝鲜友人交往的诗文尺牍，以及严诚之兄严果、严诚之友朱文藻给朝鲜友人洪大容的书信，为研究清代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同时，《铁桥全集》也是浙江地方史、文化史研究的有价值的文献。     

容礼考述

容礼是儒家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关于容礼或礼容的记载颇为零散而不成系统。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传世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及出土文献《君子为礼》《成之闻之》等记载中,挖掘出战国至汉代的容礼资料,阐述容礼的价值,有助于认识早期儒家容礼的内容和细节以及容礼在汉代文化中的实践情形。     

瑶族文献在海外的收藏及发现——以越南瑶族民间古籍《增广书》为中心的考察

海外瑶族的手抄文献,日益受到海内外的学者关注,但对于越南瑶族手抄文献的注意,学者仍相对陌生.因此,越南瑶族手抄文献的发现,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越南瑶族《增广书》的出版系由越南老街省旅游文化厅有感于越南境内瑶族手抄文献日渐流失,恐产生文化断层,故兴起收集与出版的举动,并企图促进越南瑶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而言,越南瑶族《增广书》系为启蒙读物之一,其文化意义与文献价值,是弥足珍贵且无可取代.另外,透过越南瑶族《增广书》与台湾通行的《增广昔时贤文》比较,发现越南瑶族本与台湾通行本并不相同;再将越南瑶族本与美馆藏本作比较,发现二者亦不尽相同.经过三者的比较之后,说明越南瑶族《增广书》的发现,具有相当独特与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     

广蒐博采 精校存真——读赵晓兰教授的《成都文类》整理本

<正>赵晓兰教授整理的《成都文类》,于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四十万字,上下两册。《成都文类》的整理本至少显示出以下特色:一、整理者所用的工作底本为明嘉靖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读过书末的《后记》和《附记》,使我们倍加珍视这一工作底本。《成都文类》是南宋袁说友任四川安抚制度使时,依靠本地人,组织编辑的一部有关成都地区诗文分类的总集。该书大约在袁说友离任前完成。但先师屈守元先生在考察后认为,"这部书编辑完成     

《资本论》研究新特点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惟中、洪大两位教授合著的《〈资本论〉专题研究及其应用》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共有１５个专题,近３０万字,是作者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它标志着我国理论界对《资本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对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卷诗文集 显示真工夫——《毛系瀛诗文集》简评

《毛系瀛诗文集》内容丰富 ,其研究价值可以用“真、工、夫”三字概括。真者 ,真实之谓也 ;工 ,指工夫 ;夫者 ,夫子也。《毛系瀛诗文集》是一部有真功夫的书 ,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

“象征互动论”这个术语是布鲁默(H.Blumer)首创的,他认为这是他“在《人与社会》一书的一篇文章中多少有点随意杜撰的不大规范的新词。不知道为什么它却流行开来,并且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人与社会》一书的目的是综观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被当作“每一门社会科学的精神实     

《番汉合时掌中珠》管窥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对西夏学研究有重要贡献。自成书之日起,它经过数次版本流变,目前所见《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史金波等人在诸本基础上综合整理的结果,为学界所认可。笔者仅通过对该书几个问题的探讨管窥其资料价值。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论《她们自己的文学》与共同体重建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里评析了英国女性文学自19世纪至20世纪末，过往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的艰辛与伟大逐步构建出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共同体。文章分为三部分研究英国女性文学从过去至将来的发展，首先探讨其初期发展的重重阻力，之后“女性阶段”和“女权阶段”不断与男性文化抗争的发展历史，最后女性文学在“女人阶段”超越之前的反抗模式，进入探索自我的新层面，建构女性文学特有的共同体，可以自由进入文学大厦里专属女性的一间屋。     

《西游记》现存版本系统叙录

现存明清《西游记》版本共14种。明代7种,可分为3个系统：（一）繁本系统,包括世本和李评本;（二）简本系统,包括朱本和杨本;（三）删本系统,包括杨闽斋本、唐僧本和闽斋堂本。清代7种,亦可分为3个系统：（一）删本系统,包括证道本、真诠本、原旨本、正旨本、含评本;（二）繁本系统,即新说本;（三）抄本系统,即《西游记记》。     

文学形象的叙述学考察——以《红楼梦》为个案

本文以《红楼梦》为个案,从叙述的角度对文学形象(角色)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认为文学形象与现实的人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而又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它既具有受叙性,又有施叙性;既有性格性,又有工具性;既有主体性,又有对象性;在某个形象整体中既具独立性,又有部件性。根据不同因素的轻重,角色可以分为施叙角色与受叙角色、性格角色与工具角色、主体角色与对象角色、独立角色与部件角色。总之,文学形象(角色)既有现实的"人"性,又有一定"叙述性",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     

配偶权若干问题研究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考察配偶权,应当注意近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妇女解放等理念对法律制度改造之力,摆脱配偶权为支配权的传统看法,将配偶权定性为配偶双方平等享有的关于身份利益的请求权,任何一方仅得请求对方作为或不作为,即其内容包括同居请求权和贞操保持请求权,以及对应的同居义务和忠实义务。配偶权同时具有对人效力和对世效力;由于过错侵害配偶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新时期阿英研究综述

阿英一生涉足了文艺领域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新时期关于阿英研究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还没有对阿英研究资料的全面整理和结集汇编。为了使他的各类文学作品被更多的读者和学者们阅读、研究,使他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借鉴和使他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未来对阿英的研究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史家在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应该给阿英合理的评价和应有的文学地位。     

乡音雅韵曲海浪花--评常州曲艺新作《曲海浪花》

由张芸芝主编的常州曲艺新作<曲海浪花>反映了从事曲艺创作、评论的作者们根植生活、锐意创新的创作风貌和批评精神.本文从评话弹词、小品、故事、快板书、曲苑杂评等对<曲海浪花>进行了例析,并探讨了曲艺活动的一些规律.     

从格式塔整体性分析李商隐《无题》的英译

译者要把握好诗歌短小形式下的无穷意味，才能将诗歌之美传递开来。而格式塔心理学强调的“整体不等于部分相加之和”，正是译者在理解原诗意味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文章对李商隐《无题》的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究格式塔原理对诗歌翻译的指导意义。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