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权抵押制度的风险控制研究

重庆三权抵押制度创新实践的“合法性”，指的是中国的现实“立法法”惯例即“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支撑的“制度创新试验”具有根本合法性；通过对重庆三权抵押制度试点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突出合伙制度在中西部地区三权抵押风险控制中的优越性，论述相关配套制度以及来自实践的制度创新。     

奥巴马政府的北极战略:动因、利益与行动简

基于北极战略价值和治理挑战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北极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获取北极事务的主导性话语权，强化对北极治理的关键性影响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战略利益体现在保障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领土安全等方面；战略坚持“和平利用、技术先行、创新制度、上下联手”的行动原则，并在经济、军事、外交和科研等方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行动措施，指明了今后的行动方向。北极战略的未来成效，取决于美国的国家能力、合作意愿、大国博弈以及全球治理等因素的制约。     

制度创新———振兴乡镇企业的必由之路

太原赵家堡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是闻名全国的十大著名乡镇企业之一，其产值１９９４年达５亿元，一年给国家上交税款１５００多万元，人均上交６０００元，经济效益在全国全省都名列前茅。本文是作者多次到赵家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作而成。文中通过介绍赵家堡村办企业制度的历史沿革，阐明股份合作制是振兴乡镇企业的必由之路。文章对赵家堡股份合作制的若干特色：坚持公有，规范股份，走共同富裕之路；政企分开，充满活力的领导制度；党的导航引向战斗堡垒作用；责权对称的组织制度；有效的分配和激励制度；领导班子的“凝聚效应”等方面都结合时间顺序和制度创新加以论述     

生存还是毁灭——关于哈姆莱特性格的思考

哈姆莱特犹豫性格成因的多解性，来自于这一形象本身罕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父亲被害事件使哈姆莱特兼有了三种身份：血亲复仇者；认识到人间黑暗的人文主义者；面对死亡的人生意义的思索者。前两种身份赋予哈姆莱特立即行动的职责，后一种身份则在不知不觉中延宕了行动。对“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在哈姆莱特的生存中是压倒一切的，而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解答又使他断然投入行动之中     

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墨子贵族出身刍议

针对墨子出身的探究和考证，众说纷纭，但基于现存资料和“墨”引申而形成的主流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尚有很多存疑之处。通过对墨子“贱人”鄙人”说法的考证、其平民身份的剖析以及墨子思想中人民性由来的分析，进一步驳斥由“墨”而推断其出身低微等观点和主张，论证墨子的手工业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墨学名号的涵义所在，并综合墨子师徒之间关系的表现，进一步推断墨家学派为殷后人之贵族集团，而墨子则极有可能为首任巨子。至于墨子贵族身份为何没有明朗化，或许正昭示出他思想和行动的深层动机。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野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之内。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抗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习近平关于党内非党因素主要表现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将党内非党因素称为“党内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并对其主要表现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剖析。其在思想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精神“缺钙”，“总开关”失灵；在党的组织纪律上的表现，就是纪律成了“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在党的制度建设上的表现，就是权力总在制度的“笼子”外面；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表现，就是“四风”问题很严重；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上的表现，就是特权现象很严重；在党员队伍建设上的表现，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内非党因素严重腐蚀党的机体，必须“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加以彻底清除。     

预防群体性事件:以身份认同为视角

社会过程是居于社会场所内各个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是互动过程中行动主体所采取的激进式表达诉求方式的表现.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以身份的名义行事,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自觉划分“我们—他们”的身份认同;当身份认同形成身份边界时,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刺激,参与者便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身份认同及身份边界是因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制度政策和文化两方面着手.     

超越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基于流动与固化调和的身份本体论

旅游仪式论是重要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数十年间，旅游者身份本体论的固化与流动不相调和，加深了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并隐含“坐实”风险。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根据固化对应的结构导向本体论和流动性对应的过程导向本体论取向，在旅游仪式论范畴内提出固化与流动调和的身份本体论建构路径：以当代仪式判别标准构建身份连续体；以多元身份量变替代身份质变；以生命历程视角考察旅游者终生身份流动；以身份轨迹强化叙事；调和符号互动论与结构主义。经过重构，旅游仪式论在旅游纵向研究范式、旅游长期影响、旅游者生命历程、文旅融合等领域释放应用潜能。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