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理学思想评议

南宋名臣王十朋的理学思想是以性命之学为根基,外而扩充至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他的性命之学上承韩愈,批判了二程的性命观,但在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上,又吸收了二程思想.他认为搁置现实要务,空谈道德性命之学,不能改变南宋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已颇有融合性理与事功的特点,对于稍后叶适、陈傅良等人主导的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王十朋以名节著称于世,他是作为一位理学理想的践行楷模,而被南宋理学家们津津乐道.南宋理学史,当有王十朋的一席之地.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论程颢的生态伦理思想

程颢作为北宋五子之一,他的天道性命之学描绘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论述了以生生之仁为基础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在充分张扬中国儒家道德理性的同时,又与现代的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展现了一个活泼的生态意境。     

论王安石对宋初儒学的继承与开拓

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量经籍遭到破坏.北宋建国后,官府着手校定和重新编纂典籍,在这种形势下,章句训诂之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仁宗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形势,士大夫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学也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了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明体达用"之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在继承宋初"明体达用"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和"道德性命"融入儒学系统,对儒学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李之藻眼中的西学——兼论其实学思想

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论晚明黄道周礼秩重建的学术理路——基于“孝本”意识的礼学建构

晚明社会危机与心性之学的日益空疏导致了是时礼学研究热潮的出现。而黄道周的礼学研究建基于他的"孝本"意识之上。在他看来,"爱"、"敬"既是"孝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处于儒家道德教化之本源地位,又是重建"亲亲"、"尊尊"二系并重的儒家礼秩世界的实践路径。     

苏轼认识论述评

一、认识的对象和内容首先,苏轼主张以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作为认识的对象,反对理学家以虚无缥缈、主观固有的性、理作为认识的对象。他指出:性命之学孔子罕言,自子贡不可得而闻。但理学家却耻不言性命,可见,理学家的所谓性命之学并非传自孔子,而是“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