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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曾祺散文热”现象透视  
   沈秀英  王青《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卷第2期
   对“汪曾祺散文热”现象进行了透视,阐述了“汪曾祺散文热”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指出由于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使汪曾祺的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汪曾祺独特的散文创作观也迎合了新时期读者的消费观念;同时,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热”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2.  汪曾祺散文的民间色彩及其形成  
   罗勋章《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4卷第4期
   本文旨在揭示汪曾祺散文所显示的文化色彩 ,首先是一种个人化的认知。他是借生命之力的体验去融合儒道精神的。汪曾祺早年对生命的悲悯 ,成为他 4 0年后散文价值取向的生命回响。汪曾祺散文的核心是民间化。在这个意义上 ,他以认同民间的方式 ,发掘出最具民间日常意味的存在形式———吃的种种方式和传承 ,为饮食立传 ;并以充满人性的人物表现为生存立法 ,发掘出生命中最自由的一瞬 ,从而使其与之所依托的民间风俗意趣相谐相洽。    

3.  “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  
   王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汪曾祺散文是文化转型期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汪曾祺所持的是“边缘化”立场;同时汪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入生之勉力,他以文人的精致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以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    

4.  汪曾祺小说创作文化心理的二重性  
   郭志芳《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卷第3期
   汪曾棋是一个士大夫式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对美好人性的自觉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讴歌决定于他所接受的以仁为核心的内圣外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和内儒外道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使汪曾祺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题材,另一方面使他的创作表现为对现实的逃遁.    

5.  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  
   吴周文  张王飞《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汪曾祺认同与演绎林语堂闲适话语,是其自身性情的必然,更是新时期文学转型的必须与必然。他是新时期率先并大量践行"闲适"散文创作的始作俑者。其小品在闲适、性灵和幽默三方面的演绎充分显示了其"通俗抒情诗人"的个性。"汪曾祺热"外延的正价值,是在大众审美思潮崛起的背景下,率先带动整个新时期以降的文学在理念上注重"闲适性"元素的重新建构,对闲适功能予以正名、认知与彰显,从而确认了美学思想的与时俱进。    

6.  平民化的汪曾祺  
   卞永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汪曾祺散文的创作是建立在其平民话语身份的自我定位基础上的,因此,平民化是汪曾祺散文文化追求的最显著特点。本文试图从汪曾祺的人生观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散文观、审美观和对传统文化的承继观三个方面对这一命题加以阐述。    

7.  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民间性阐释  
   刘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本文试从民间角度阐释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8.  古典文人话语的当代表达--论汪曾祺、贾平凹散文中的"雅趣"  
   谷海慧《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卷第1期
   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汪曾祺和贾平凹的散文呈现出相近的皈依传统的古典倾向,恢复了散文表现个人趣味的美学品格."雅趣"是他们个人趣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人散文皆有尚雅的倾向.对汪曾祺而言,"雅趣"是先天的文化资源,而就贾平凹来说,"雅趣"则是其向文人共通情怀自觉靠拢的努力.因此,贾平凹的尚雅倾向更为直接与显明.而由于几十年来,雅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传统的"断裂",汪曾祺与贾平凹散文的"雅趣"更多体现为对古典文人精神的接续,而非生活实践上的承继.    

9.  论汪曾祺京味散文的审美意蕴  
   刘军茹《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汪曾祺创作了大量的京味散文,平民化的取材,舒缓散淡的文笔以及乐感和谐的审美意蕴是这类散文的共性,这不仅源于其对童年记忆和情感的提炼,更来源于其有意识的文体自觉,从而形成汪曾祺京味散文独特而浓郁的北京胡同特色。    

10.  试论废名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杨德山《社科纵横》,2008年第23卷第5期
   在汪曾祺的文学征途上,废名无疑是一块极为关键的路牌.汪曾祺是从心灵上虔诚地接受了废名的,他把废名的一些小说都吃透了.废名的"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文学观,打破小说与散文、诗的界限的文学实践,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  
   黄科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汪曾祺是当代“闲适”散文的代表性作家.本文从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审美趣尚入手,将笔触探入散文的艺术内核,从而在深层次上,揭示出以“闲”、“静”、“淡”、“趣”构成的汪曾祺散文艺术的独特价值.文章指出,汪曾祺是属于平和冲淡的人,他平常只偏嗜写“小桥流水”一类的文字,其作品“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诚然这种“边缘化”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使他的散文不隶属于“深刻”和“崇高”的壮美范畴,但却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气息,给人以温暖和慰藉,是当前多声部散文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音符。    

12.  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被引次数:2
   黄科安《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
   汪曾祺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他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传人,其散文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①他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他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古文化渊源甚深,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汪曾棋说:“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②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地…    

13.  荆公新学的学术渊源  被引次数:3
   王书华《文史哲》,2001年第3期
   荆公新学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思想和学派,是宋廷南渡之前居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从学术渊源上看,荆公新学以儒为宗,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以入儒,富有兼容择取精神.    

14.  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  
   杨乃乔《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的衰落与道家玄学的崛起导致了经学的玄学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儒道两家文学理论以阐释主体为中介,从外在的文化冲突转向内在的人格互补。这种从冲突转向互补的理论现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走向自觉,且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内儒外道”的批评人格。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内儒外道”的人格互补类型在其深层心理是一个复合结构,它以“内儒”与“外道”这两个层面的整合凝聚为一脉“艺术意志”,从而制约着后世的文学现象及文学批评的发展。    

15.  熔铸传统的“揉面”艺术——论汪曾祺散文中的和谐美  
   哈建军  王明博《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4卷第3期
   本文从作家汪曾祺散文中的主题思想与语言形式特性等方面论述了其散文的和谐美,即"揉"合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美学追求,论述了"揉"这一特性在具体的语言艺术中的体现。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古典主义与现代性的创作精神。    

16.  汪曾祺文学世界的哲学思考  
   杨红莉《延边大学东疆学刊》,2004年第21卷第3期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世界根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认识方式。汪曾祺将世界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整体,人与他者在整体的宇宙中共在,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是超越在场。汪曾祺由此而来的艺术观念从文本之内指向文本之外,他认为艺术存在于由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空间,想象是沟通在场的生活世界和不在场的意义世界的桥梁。    

17.  审美的两难困境——汪曾祺散文新论  
   刘琴《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年第10卷第3期
   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18.  孟浩然诗水意象解密  被引次数:1
   王志清《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9卷第5期
   符号影响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选择。孟浩然大量使用水符号,表述和传达出一种因价值失落而引发惜痛的辛酸,其主要兴奋点一直聚焦于主体自我价值。水被诗人广泛地情致化,用以体现个体生命与社会及其自然的关系,成为诗人承载其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趣的最合适外物。诗人企图放弃政治,然而他终究不能放弃儒家价值理想的追求,而其性格和生活态度上又常常以"道"的形态出现,这就形成了他"外道内儒"的生命风采。    

19.  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孙红震  张中民《九江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第3期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 ,历来看法不一 :有的认为属于儒家 ;有的认为属于道家 ;有的认为非佛家莫属 ;也有采用综合观点 ,认为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的。本文结合具体文本研究认为 ,陶渊明的思想成分较为复杂 ,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并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了突破 ,使儒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得以丰富和发展    

20.  从《名士与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怀  
   陈英《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小说创作与自己的生活贴得近,虚构的成分较一般小说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写出了士大夫神韵,写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结的是写于1996年的《名士与狐仙》,作品主人公杨渔隐就是晚年汪曾祺心灵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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