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林纾《黑奴吁天录》翻译方法的诗学阐释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外国文学作品,译者常常需要对原文作些改动,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诗学要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照《黑奴吁天录》原著和林纾译本中运用增补、省略、缩写和改写等译法,探讨译文如何符合该时代的主流诗学精神。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自英国作家兰姆姐弟改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萧乾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对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居功至伟.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考察这部译作,可以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首先,产生于政治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的萧译本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文化语境与集体误读的诗学决定了其翻译选材与翻译动机;其次,通过原文、译文与莎剧经典译本之间的文本比读,发现萧乾"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借鉴朱生豪等名家经典译本的变通策略,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外部因素的操控,又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最后,萧译本自出版以来不断重印和再版,出版的形式日趋多元化,在目标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中扮演了诸多重要的角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与影响.简言之,通过文化解忖读,可以看出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萧译本的产生和接受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和翻译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的"生命的延续",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反响乃至文化建构功用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决定和制约.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诗歌翻译原则和译文风格定向

诗歌翻译的原则对译文风格的定向和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在翻译实践中,有些译者有时没有或不考虑翻译的指导原则,结果造成了翻译的无目的性和译文风格的过于译者化。诗歌的翻译应坚持前瞻与后顾的原则,在一定的翻译目的的导引下,运用严式或宽式的翻译方法,并且根据翻译目的定位译文的风格。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文学翻译——兼评《德伯家的苔丝》的两个中译本

翻译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文学翻译首先是一种审美过程，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对原作即审美客体的理解以及对译文读者审美心理的判识，共同奠定了译文的审美价值。以《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文译本作为研究个案，通过比较两个译本翻译风格与文本形式的差异，揭示文学翻译中比较美学与翻译实践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诗词两种译本差异根源分析

运用贝尔曼关于翻译立场和翻译环境的理论,分析决定毛泽东诗词两译本(外文版译本和赵甄陶译本)译文面貌差异的深层次的翻译环境因素,旨在证明译者最终确立的翻译立场是译者向所处的翻译环境"妥协"的产物,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翻译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不得不为之的非自主因素.这一点对于我们建立一个客观全面的翻译批评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语古诗翻译的诗学观照

从诗学角度对中国古诗的英译进行分析和欣赏，并结合国内外翻译实例论述了翻译过程中运用诗学观照的优势所在。     

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论《尤利西斯》中语码转换的翻译

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晦涩难懂的英文小说。小说中大量的语码转换是《尤利西斯》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尤利西斯》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功能观入手,不仅探讨了《尤利西斯》中存在的大量的语码转换现象及其诗学价值,而且分析了两个汉译本对原作中的语码转换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及其功能的再现。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视界”与“指引”——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的最新拓展

在正视当今语境中“文类”完整性界定的前提下，对不同文化诗学研究将走向“比较式的”和“跨文化的”流变趋势作一理论梳理，对诗学研究致力于破解多元文化体系共生的隐喻关系展开对比性视域的分析。厄尔·迈纳通过多维度、多层次视域阐释原始诗学的真实内涵并给出启人深思的界定和话语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比较诗学研究汇通路径的深刻指引和独到眼光的折射窗口。     

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与伯顿·沃森英译中国经典

Lefevere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理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为促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适当的翻译策略和赞助人对他译作的赞助。     

略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当今文论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诗学观视角下探析林语堂英译《讨武瞾檄》--以林语堂译本《Lady Wu》为例

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提出诗学观对翻译有深远影响,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讨武"檄》是我国古代檄文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作,林语堂在其长篇传纪文学《Lady Wu》中将此文全篇收录并翻译。林语堂英译《讨武"檄》受到何种诗学观的影响,以及体现何种诗学特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考察《讨武"檄》英译文在字词、句式、修辞以及历史典故层面的诗学翻译策略,揭示译者诗学观对翻译的影响。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有根的诗学 ——叶维廉诗学与道家美学

叶维廉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诗学大家,其诗学的根深植于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同时又极富理论智慧和世界眼光。叶维廉诗学的特点在于其把诗学建设自觉纳入一种道家文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诠释,或者也可以说是从一种道家文化的眼光来诠释诗学问题。有根的诗学使叶维廉先生的诗学进一步超越了对于文学规律的寻求,而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美学和诗的哲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