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戎山戎考辨

北戎、山戎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部族,在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然学界认为山戎即是北戎.此说并不可信,先秦时期的北戎与山戎并非同族,也非同名.二者是出现时间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势力不同,名号涵义不同,灭亡时间及原因不同,有着不同历史的部族.学界将山戎与北戎混而为一的原因在于《史记》记载有误.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先秦时期巴人信仰文化

先秦时期,巴人主体生活在川东、鄂西、陕西汉中的广大区域内,有本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随着该区域内巴人地下遗迹、遗物的不断发掘,结合现有的文献、民俗资料,先秦时期巴人的信仰状况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信息化移动学习理论下的南音学习方式创新研究——以微信为例

"口传心授"和"口传谱授"的学习方式保证了南音韵味的传承,但是,这种传统学习方式受到传承时间和地点的制约,很难实现移动性、个性化、互动性的南音学习.而微信搭建的移动社会化通讯平台,以及微信移动学习支持功能,拓展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可以满足学生移动性、个性化、互动性的学习需求,为南音教育实现自主、协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供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将传统南音学习方式与微信支持的信息化移动学习方式相结合,在保障传统南音知识准确传递的基础上,利用微信移动学习工具,帮助南音学习者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索学习和主动思考南音问题的能力,是创新南音学习方式的一个方向.     

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南音演唱发声方法新探索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的声乐传承须坚持它的原真性、整体性、传统性。但南音一直以本嗓演唱,且方言歌词很少有人能听懂,使南音的传承、传播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局限。文章在继承传统南音演唱的发音发声方法基础上,借鉴民族唱法,探索了南音演唱发声新方法。     

福建南音散曲《满空飞》的唱腔风格探讨

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福建南音珍贵的文化遗产,探寻福建南音推广与发展之路,通过对<满空飞>唱词读音、唱腔曲调特征、上四管典型伴奏形式的分析,探讨福建南音散曲<满空飞>的风格特点,论述了<满空飞>的艺术价值.     

先秦判决中的“誓”与“比”

誓与比在先秦司法判决中占据重要地位,誓是判决争端时确立的契约关系,比用于比附判决。先秦时期按一定程序与仪式确立的具有契约法律性质的誓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誓作为判决方式,主要依靠礼制下的权力保障其得以实施。比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判决方式,具有判例法性质,是先秦时期存在判例法的明证;在具体司法判决过程中,比体现出一定的判决技术与司法理念。先秦时期的誓与比蕴含"明德慎罚"思想,而在贯彻实施中礼的调控作用导致先秦刑罚出现"礼法合一"的特点,此应为后世"礼法合一"立法指导思想的渊源之一。     

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

"中国"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国家名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中国"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主要具有"王畿"的地域含义和华夏族的民族含义;开始作为国家名称是明朝与海外国家交往增多的背景之下,与海外国家交往时使用,但不普遍;近代以后,在世界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潮流下,"中国"一词才渐渐成为国家名称,并且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国族建设等有关。     

分裂国家模式之探讨

面对国际上通行的“分裂国家”理论及其局限 ,主权构成研究从主权所有权同主权行使权相区分的角度 ,将“分裂国家”模式进一步区分为完全分裂国家模式和不完全分裂国家模式。完全分裂国家是指主权所有权分裂的国家 ,不完全分裂国家是指在主权所有权统一的前提下而仅存主权行使权分裂的国家。前者的典型范例是东、西德和南、北韩 ,后者的典型范例是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完全分裂国家和不完全分裂国家的区分 ,对于我们认清东、西德和南、北韩与中国海峡两岸在分裂性质、状态等方面的不同 ,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扬、徐等州的行政区划与“苏北落后于苏南”的历史成因

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相比,南北朝的对峙争战态势实已发生根本性转折,由大致上相持平衡逐渐变为南弱北强,双方在边界东段亦即今属江苏地域的扬、徐等州发生多次大规模激烈的争战,导致行政区划和建置变动频繁,十分紊乱。本文尝试分三个阶段对此进行复原,同时也对“苏北落后于苏南”现象的历史成因问题重新进行探讨。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上的“四落三起”

中共历史上四次"大错误、大挫折"即"四落"时期均程度不同、不自觉地背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三个"十三年"即"三起"时期则基本上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党、国家带来福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并将其作为对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器乐“新潮”之发端研究

中国民族器乐“新潮” ,是中国现代音乐思潮的一个重要层面 ,它在 2 0世纪 80年代前期萌生。处于发端时期的中国民乐之“新潮” ,向世界展示了一批优秀之作 ,显示出作曲家认识到民族器乐体裁的重要性 ,在创作题材上大为开阔了。但是 ,某些“新潮”民乐作品的可听性不强而慢慢地远离了听众等现象 ,则需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新潮”民乐应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提高     

《乐府传声》的歌唱发声理论

在中国传统声乐理论众多著作中 ,清人徐大椿撰写的《乐府传声》 ,是一部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声乐理论著作。该书不仅继承了魏良辅、沈宠绥等诸家声乐理论的精华 ,并且在对唱法的认识上 ,也比前人更为详密、深入。本文通过对《乐府传声》中有关理论的分析和研究 ,以便对传统的歌唱发声理论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概括地讲 ,《乐府传声》比较详尽地总结了口法、传声吐字、声韵、顿挫、曲情等方面的歌唱经验 ,并且将这些问题提到美学的高度加以论证 ,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声乐理论中具有一定针对性、同时又比较系统、完整的歌唱发声理论。     

《音乐课程标准》冲击下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

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是指导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和纲领性文件。本文根据《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联系高校音乐教育的实际,阐述了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坚持以人为本,以审美教育为出发点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的具体途径。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泉州厦门两地南音“叫字”比较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音＂叫字＂的方法和规则：南音＂叫字＂有文读、白读、混读、官话、外地方言、古语、外来语、变化音、交替读音等读音方法,并约定俗成一定的读音规则。在长期传承和发展中受到方言、师承等方面影响,泉厦两地南音的＂叫字＂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方音差异、读音法不同、用韵不同等方面。＂叫字＂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两地南音演唱的咬字吐音及旋律唱腔,使两地南音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艺术之美。南音艺术和语言都是不断发展的,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南音的＂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