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佛魔斗争在佛陀传记中的演变

佛魔斗争在佛传中主要体现为菩萨降魔,其核心故事随着佛传的发展不断演变.一是菩萨从被动应对发展为主动出击,其中菩萨被动御魔属于人魔之战,而菩萨主动降魔属于神魔之争.这样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佛陀由人到神的转化.二是魔王的身份不断变化,有邪恶的化身、欲望的代表、爱神、欲界之主等不同身份,最后演变为印度教大神.三是魔界构成越来越复杂,先后有魔军、魔女、魔子出现,而且魔子有善有恶,黑白分明.四是佛魔之战由象征性表现到具体实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变化既是佛传内容不断丰富充实的结果,也体现了佛教观念的发展变化.佛魔斗争不仅是佛传文学的重要主题,而且在佛教文学中纵向发展,横向传播,成为一种既有深厚的神话渊源,又有广泛交际性的文学母题.     

立传弘法,佛在人间——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中"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释迦牟尼佛传》作为星云大师传记文学的代表作,较完整地呈现了其早期"人间佛教"思想的三个方面。本传包含了星云大师"宗教革新"的思想,塑造了一位"革命者"的佛陀形象;本传实现了对佛陀的"去神化"的描写,凸显了星云大师从"人间佛陀"到"人间佛教"的思想轨迹;本传中贯穿着"了生脱死"的修行思想,通过塑造一个颇具"人情味"的人间佛陀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生命关怀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释迦牟尼佛传》也是很有特色的。本传采取了叙事、议论、抒情有机融合的写作模式,延展了作品的时空维度,扩充了作品信息量,通过情感渲染更有效地实现传教弘法的目的。本传大量利用独白和对话建构起一种权威叙事,更便于作者创作意图的明确表达。本传多化用典故,取喻作比,将艰深的佛理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形成了故事嵌套的叙事结构。本传中常见对比性叙事框架的建构,使情节更有戏剧冲突感,并通过对比衬托出佛陀之伟大、佛法之神圣。《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佛教与艺文结合,以文学弘传佛法"的成功案例,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在佛教宣传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佛传创作和"以文弘法"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马鸣的《美难陀传》

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诗人马呜的《美难陀传》,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国外已陆续出版了《美难陀传》的多种译本,有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也覆盖多种语言,但中国未有译介。《美难陀传》主要讲述了佛陀度化堂弟难陀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极其鲜明的佛教特色,在艺术上,它也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闪光之处与较高的成就,     

《释迦牟尼佛传》与星云大师的宗教情怀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文学作品,是星云大师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写作的佛传,这部作品承载了佛陀的基本理念,更承载了作者星云本人的基本理念。其写作思维和世俗作家、世俗学者迥然不同。其写作目的、写作策略受制于佛陀本人的历史、星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星云本人的宗教革新思想,其对人间的思考亦展示了太虚大师以来尤其是星云本人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曰人间佛教)理念。相应地,作者也选择了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间情义与佛教道理之间取得了平衡。星云创作《释迦牟尼佛传》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尝试,《释迦牟尼佛传》也因此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佛所行赞》与佛传文学

《佛所行赞》是印度古代诗人马鸣创作的一部长篇叙事诗,主要描写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作为佛传文学的代表,其佛陀形象的塑造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化及诗人自我人格的渗透,在佛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部大诗,作品在选材剪裁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

唐传奇《柳毅传》就题材来源说,应该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柳毅传》在歌颂柳毅的"义"的同时,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崭新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知恩图报"的龙女形象。而龙女和书生柳毅的婚姻其实就是龙女报恩思想的体现,这和龙女故事的报恩原型也是一脉相承的。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作家传:值得重视的文学批评形式——以李开先为例

作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一生共写了16篇作家传,都收录在<李开先集·闲居集>之九和之十.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无论是与前代和同时代作家相比,都显得很突出.更为难得的是,他有意识地将其笔下的作家分成了两个系列,而其他人物,按我们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第三个起配合作用的系列.而在我们习见的诗话和序言之外,李开先作家传也成了批评当代文学的重要方式.但是,这一点却没能引起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小说和传记语体多特征对比分析

基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采用Biber多特征方法,利用Em Edito、ROST Pre Lang、SPSS等软件,可以对小说和传记语体的63项语言特征进行量化对比,并结合情境特征对二者的语言特征共性和差异进行功能解释。结果显示,小说和传记在51项语言特征上差异显著;作为文学语体的下位分支,二者使用的高频词与汉语高频词表有极高的重合度,不存在专属其语体的特殊词汇;其超用词、罕用词与词型覆盖率之间的关系也都符合一般语体所呈现出的基本规律。相同的渠道和生成环境使小说和传记都具有书面文本的语言规范性,而话题、场景、参与者间关系和交际目的的不同,则导致二者在上下文依赖、书面化、互动性、介入性和情感特征等方面差异明显,并通过五十多项语言特征的频次差异来加以呈现。     

张默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

张默生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他在传记文学平民化、传记人物性格刻画以及传记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至今却少人给予正确的、恰当的评价。基于此,对其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创作进行历史评价。     

金庸传记述评

金庸作为有着较高成就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成功的报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其巨大的影响、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迄今为止已经催生了12种金庸传记。本文着力于这些传记的客观分析,肯定其成功的经验,更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并剖析金庸传记“繁荣”的社会原因,对今后金庸传记的写作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和设想。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谁能绘得萧红影——萧红传记述评

本文分别就美国葛浩文的<萧红传记>,萧凤的<萧红传>,丁言昭的<萧红传>,秋石的<萧红与萧军>进行了分析,比较四本萧红传各自的特色和异同.指出四本萧红传都抓住了萧红生平经历、情感世界中的坎坷挫折;抓住了她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中的矛盾性,从而对她的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悲剧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对萧红作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了萧红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性.     

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

巴金传记写作不仅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而且有不少创作者对其进行了重写,通过对他们初写和重写的巴金传记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界对巴金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感受到20年来传记写作观念、写作理论、写作水平的发展进程。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图文传与传记文学的普及大众化趋向——从《胡适传》第四版所想到的

图文作传,是历史人物长篇传记写作走向大众化的一种新路径。它从绣像小说、近代电影、近年“讲经”“读史”潮流中获得启发,却又与它们迥然有别。传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似与“绣像小说”同,其根本区别在于真实与虚构。与近代电影也只图像近似,而不可能有音乐语言等听觉因素。与“讲经”“读史”之类的区别最明显,或主说理,或主叙事;图片资料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在传记中选用图片资料,须有严格的要求和应起的作用。首先,能真实地表现传主的生平行状和思想发展;其次,能表现传主思想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