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文学性不仅已经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构成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对"文学性"尤其是跨学科的"文学性"探究,是文学理论既突破画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摆脱当下危机的重要选择.     

生命悖论中的挣扎——毕巧林形象的现代性意味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形象,作为一个"文明人"多余人",相对于"自然人"不多余人",具有人生价值取向的相对性与道德的模糊性的特征.由于揭示了现代人类生存的一个悖论既要努力摆脱虚无的处境,又无法找到明确的生活意义的尴尬,这一人物形象具备了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文学性的多元动态阐释

鉴于学界对文学性的界定十分模糊,常常因为不能合理地处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而造成争议,为进一步奠定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运用归纳与演绎的论证方法总结了形式主义及解构主义的极端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借用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两大概念,分析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性质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分析认为：文学性具有多元、动态、开放的特征;在文学性的多元构成中,各个单元均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彼此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任何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解释整个复杂的文学现象。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无法调和的悖论——论刘邦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历来为世人所称叹,但对其悲剧的界定,多体现在悲壮人物身上,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基本特点,以惨烈的结局深化悲剧主题。基于黑格尔对悲剧的诠释,力图从冲突对立的矛盾双方入手,于双方的对立依存关系里寻求悖论的依据;且以刘邦为悲剧原形,以世人对其"无耻"和"大度"的评价为着眼点,既揭示其成功来源于"无耻"和"大度",又指出其失败亦归结于"无耻"和"大度",进而探讨个体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中所彰显的悲剧内涵。     

文学性和市场化的双重典范——都市传媒视野下的《阿Q正传》

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创造性的写作方式和生产方式,创建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和市场联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以文学性的追求探索了现代中国小说的限度和样式,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性追求又构成了小说在市场上的读者看点.分析文学性与市场化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对思考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有意义.     

论老舍笔下的儿童世界

老舍笔下的儿童世界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顽童形象、游戏精神与狂欢化特征、中年情怀。这些既相辅相成又有某种悖论性的因素使这一独特的艺术世界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并形成世故与天真的巧妙结合。     

存在主义电影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剧

存在主义电影泛指主题或具体议题指涉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或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物象形态等能引起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剧(也称"处境剧"、"境遇剧"等)是身兼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让-保罗·萨特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既可作为哲学论述图释性的例证,亦可作为检验哲学命题的批判性工具。     

如何经典，怎样存在？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的新特点及其反思

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由神圣高雅走向交互通俗。这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经典去经典化与被边缘化的隐忧。文学经典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交互化、影像化、碎片化特点,进一步导致了文学经典的泛审美化。这呼唤着我们明确文学经典的标准,坚持正确的文学审美原则,并充分利用电子媒介的力量,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改编的通俗性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改编基本上是由相对高雅的文字艺术转变为通俗的表演艺术。通过改编,文学名著可以大规模地迅速普及到一般人群。文学经典的建构主要由文学作品在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来完成,改编是文学作品在两者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并由此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世代累积型经典,其经典性的孕育和生成,明显有赖于民间相关改编;文人独创型经典,改编对其经典性的确立有显著促进作用。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唐代吴郡陆氏的文化转型

运用文献分析方法,考查唐代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认为六朝兼擅经学与文学的陆氏,唐代前期以经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玄宗朝开始渐重文学,中唐以后在继续保有经学优势的基础上,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对仕进意义重大。陆氏家族文化结构的转变伴随着内容与风格的转变,经学从章句、记诵之学转为义理之学,文学则更重现实功利性。文化结构的转变与家族政治地位相关,而内容与风格的转变与家族文化的功能转变相关。     

20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

文章在20世纪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文化背景上，从多个方面展开了20世纪华文文学典律构建的思路，考察了20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累积形成过程及其价值尺度，并以此作为构建20世纪华文文学史的重要基石。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