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抗战通俗”:抗战文艺的“变格”叙事

抗战的严峻态势促使战时文艺工作者积极抛却成见,广泛汲取一切有益因子,借以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宣传.于是通俗文艺也被纳入“抗战”叙事的洪流,并由此创生出崭新的“抗战通俗”类“变格”叙事.此类“变格”叙事不仅通过“叙事回避”达到了“叙事动员”的目的,而且更展现出了抗战文艺的多样风姿.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抗战时期满族文学的地域文化坐标与国家认同表达

满族抗战文学,主要基于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坐标生发建立起来,形成了北京满族抗战文学（老舍抗战文学）与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的“双江并流”。北京自然地理的“适中性”,孕育了老舍温缓中正的抗战文学性格;北京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帝都”“古都”的皇城气象,以及稳妥守成、追求风雅的北京市民文化性格,被老舍艺术调用,成为制造国家叙述的独特资源。东北自然地理的“极端性”,模塑了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粗率刚直的精神性格;东北人文地理中“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俄日侵略史的某些印记,被东北满族作家悉心择取,成为促进抗战书写、活化（深化）国家叙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     

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

本文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武汉失陷期间,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的关系。论证了在国际政治制约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华北事变”前后对日对内政策的分歧斗争、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论证了抗战初期,尽管国共两党抗战路线不同,却能基本上团结一致对外的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原因;强调了中共提出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阶段性分析

文章指出,抗战大后方歌谣在时间分布上存在阶段性的特征,并对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将抗战大后方歌谣以1940年为界,分为“井喷阶段”和“跌落阶段”,进一步分析揭示出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抗战文学的别一种风姿——论西南联大文学

西南联大抗战文学是西南联大文学的一部分。由于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西南联大文学往往投射着抗日战争的影子,因此,研究西南联大抗战文学不能局限于“抗战”内容,而应顾及西南联大的全部文学。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把西南联大直接描写抗战和投射着战争影子的作品都称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的特点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关注战争中的人,揭示人与战争的关系,描写人性在战争中的状况、地位和作用,从而形成了这样三种内容:一、描写战争中人的生存状况;二、寻求救国的力量——人性;三、揭露军队中的人性状况。笔力所至,战争对于中国人生存的影响,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扭曲被深刻地描绘了出来。这与通常叙写战争过程,鼓舞战斗情绪,歌颂胜利功绩,宣扬英雄主义的抗战文学不同,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别一种风姿。这种风姿的形成与西南联大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平等自由意识和文化创造觉悟等精神特质大有关系。     

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

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必须注意二个问题。一、要历史地看待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当时实际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忽视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撤退；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可谓“一箭三雕”：打败日本侵略者、削弱和消灭中共及其革命武装、削弱和消灭威胁其统治的各派军阀。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行动自然互为矛盾，这就势必影响抗战的成效，最终招致了初期抗战中不应有的损失     

“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

在五四新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压迫”之下,张恨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转向”,由通俗文学的本土化 现代性规范向新文学的“抗战”主流现代性规范调整,“抗战小说”就是这一“转向”的产物。由于背离了张恨水的创 作个性,“抗战小说”存在着非统一性和文本分裂的缺陷。     

南国风光家国情——解读郁达夫的《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

《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是郁达夫在南洋时期写的,也是他游记的代表作,但不大为研究者关注。与其前期的游记相比,郁达夫的这两篇南洋游记抗战主题突出、家国情感浓郁,不同于前期游记散文的感伤、忧郁苦闷,是其整个游记散文创作中极富独特性的部分。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故国风物、家国想像三个层面对此加以阐释。     

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

全面抗战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抗日政权同时并存,形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格局。两种政权既统一又独立,虽然其合作目的和革命目标并非一致,但都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和关键的作用。     

“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心态及动因探源

抗战后期,老舍在重庆北碚创作的《四世同堂》,是他经过艰难而曲折的阵痛后,从为抗战服务的通俗文艺转向文学生命本真的小说的集大成者;而妻子胡絜青从北平的到来,则弥合了老舍在沦陷区生活经历的匮乏和北平故土记忆的遥远,从而使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在他笔下的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中也映照出他们夫妻患难真情的身影。     

《后出师表》真伪考释

有学者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出置疑。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一、《后表》虽不载于《诸葛亮传》,但见于《诸葛恪传》;二、《后表》不是张俨、诸葛恪伪造;三、《后表》用语与诸葛亮习惯用语符合;四、《后表》立意与诸葛亮行为一致。由此可知,《后表》是诸葛亮的作品。     

抗战诗歌再认识

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但学术界对所谓"抗战诗歌"的理解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抗战时期的诗歌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同时在时间上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的区别,在空间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分割的政治地理格局,需要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并结合现代区域文学互动带来的变化认识抗战诗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漫议中国抗战文学的世界性

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抗战作品大批"输出"和国外文学大量"输入",世界各国作家亲赴中国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抗日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力的一翼,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后出师表》相关史实考

对诸葛亮《后出师表》,人们提出各种置疑。《后表》叙事是否有史实根据,是其焦点之一。笔者考查有关文献后,提出以下看法：《后表》叙事与历史文献所载史实基本相合。其中有矛盾处,如：赵云卒年不合问题,是因为史籍记载时有错误;阳群等人事迹不另见于《三国志》等书,是因为史籍所存有限;祁连难以落实,是因为古今地名演变;李服、王服不分,是因为人名笔划讹错;南阳、乌巢、潼关,容易识别;北山、黎阳、巢湖,不易分辨;夏侯、关羽,事迹昭著;刘繇、王朗,资料隐晦。凡此各种情况,颇费斟酌。拨云见日,《后表》确为诸葛亮之作品。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抗战大后方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除抗日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具体表现为:维系国共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繁荣抗战文化,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源泉;开拓民间外交,为抗战胜利营造良好环境.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认同,有助于深刻领会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在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当下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生动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