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伦理: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政党伦理是研究政党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合道德性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政党价值理念保证了政党执政的合道德性,政党制度伦理保证了政党执政的合法律性,党员伦理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人格保证。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及执政伦理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 执政伦理的理性自觉,是对执政合法危机的现实回应,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增强执政合法性, 提升执政伦理本质上是为了体现执政的人民性,只有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最终增强执政合法性。     

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研究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执政伦理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价值理念,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以整顿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的执政伦理建设。这些精辟的思想在新时期无疑可以引发许多有益的思考。     

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研究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执政伦理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价值理念,以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执政制度伦理,以才德兼备为总要求的执政主体德性,以整顿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先进道德典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等为具体途径的执政伦理建设。这些精辟的思想在新时期无疑可以引发许多有益的思考。     

论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

厘定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是进行执政伦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大致说来,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主要有:执政价值、执政价值合理性、执政工具合理性、执政正当性、执政善、执政责任。厘定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对深化执政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执政能力建设与党执政的伦理基础转型

执政伦理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伦理支撑。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在自身伦理建设上面临着从革命伦理向执政伦理的转型。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转型未能成功实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顺利实现了执政的伦理基础转型,并不断推动执政伦理的发展,这有力促进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与执政伦理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彼此促进,共同提高。     

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执政伦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党的执政伦理是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道德伦理的层面阐述了党的科学执政，是党的根本性质的要求和体现，是党获得自我认同与合法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途径，有利于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把握，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这与党的执政伦理有着共同的理念。     

论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人民群众的心理向背是执政道德合理性的根本之所在。执政道德合理性不仅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而且还是执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对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政治道德：执政党执政理念的伦理基础

政治道德是执政理念的价值基础，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如何执政”这三大执政理念提供道德支持。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执政权力来源于并服务于公民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公共权力只有充分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并选择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执政方式，才能获得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因此，在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只有以执政为民的政治道德统摄执政理念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一般性是由国家权力的一般属性所决定的，体现在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功能、领域、特性等四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特殊性是由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取得国家权力的方式、国家权力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等特殊性所决定的，体现在执政价值合理性和执政工具合理性两个方面。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探究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民谋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可以归结为:立党为民,执政为民。其中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基石与根本出发点;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它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是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三个有利于”则是它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们共同构成了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完整体系。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论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

依法执政这一命题的本体性追问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执政、谁来执政、靠什么执政、如何执政、执的是什么政、不依法执政怎么办等问题.相应地,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包括但不限于依法执政的本质、主体、依据、途径、对象、目的等因素.明确依法执政的逻辑结构是解决依法执政首要的和关键的一步.否则,极有可能发生将背离依法执政的目标和方法视为依法执政基本诉求的危险.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ing Biotechnology in Kore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current challenges to its improvement in Korea. It aims to identify what element would be crucial to foster an effectively working system of bio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Korea. The analysis is focused on two cases, the legislation of the Bioethics and Biosafety A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ELSI) research. Our analysis finds that communication and consensus building between scientists and bioethics advocates in a broader sense is critical for improved governance. During the prolonged dispute over this legislation, the stakeholders advocating scientific advancements and thos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ethics did not reach an agreement,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ct. The nascent ELSI research attempted to facilitat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biotechnology scientists and thos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was met with only limited success. Good governance of biotechnology requires scientis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willingly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and internalize certain norm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ELSI research, a few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contribute to this end.     

伦理视阈下执政能力的评估指标及提升路径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和民众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以及执政党执政绩效之最大化与执政成本之合理化构成了对其执政能力进行伦理评估的重要指标;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程度、利益整合功能的实现程度以及执政绩效的科学化水平则是影响其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伦理因素。因之,提升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众的新期待,积极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秩序,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联合国的伦理性规制

规制与规范有着一定的区别。规范更强调行为的原则，而规制则是规范的具体化，它能够在原则与行为之间建起一个通道，使规范能够被付诸实践。伦理规制就是伦理规范的具体化。在现代应用伦理领域，伦理规范的规制化使伦理规制与法律规制在形式上开始趋同。然而伦理规制与法律规制是不同的。伦理规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主要依靠和平手段而非强制措施。通过区分这两种规制，可以发现联合国通过伦理规制发挥作用的趋向。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论析

"局部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治理根据地方式的一种称呼,治理根据地的过程即是"局部执政"的过程。党对"局部执政"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成绩,为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之后的全国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