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死刑问题思考

毒品犯罪历来都是各国犯罪的重点.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有许多问题.现今的刑事政策和死刑的存废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毒品犯罪的死刑问题.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死刑的当代考量——以政策和立法为视角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基本死刑政策,近年来推出的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等举措是对该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但尽管如此,我国<刑法>中有关死刑的一些规定仍有同现行死刑政策不一致之处,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并保证死刑适用的公正性,应取消<刑法>总则中的死缓制度,进而细化分则中每一个死刑罪名"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并对实践中多发且危害严重的贪污、受贿罪实行"二罪一罚"以免总额达到一定数目的犯罪人逃脱死刑.     

死刑适用规范化实证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判决书为样本

根据《刑法》规定,死刑的只适用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但在死刑的具体适用上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三种方式1。虽然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相关文件及领导讲话对死刑适用标准做出相对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依然模棱两可,致使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适用规则不明,标准不一,存在恣意性。根据对126份样本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这三种死刑方式的主要依据是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罪后被告方赔偿及被害方谅解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判断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不一,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虚置化,赔偿谅解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致使量刑失衡。基于此,提出以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为基石,以赔偿谅解、人身危险性为调节的综合性死刑适用方法,实现死刑适用规范化。     

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兼顾着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其适用对象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适用终身监禁罚当其罪的贪污受贿犯罪人.终身监禁可以溯及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被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应依法执行有期徒刑,不执行或不再执行终身监禁.     

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完善研究——以个案中民意的影响为视角

死刑是国家在刑法中所规定的基于犯罪而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手段。近年来我国不少死刑案件判决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舆论认为死刑的司法适用中存在适用标准不明确,未能体现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及死刑之价值,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与民意隐有对立的趋势。为更好地应对社会进步的需求,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既要符合现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又要照顾当下的现实语境,对死刑的立法修正和司法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地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死刑的存在目前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死刑,这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在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上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春秋时期“舆人”身份再辨析

针对春秋时期舆人身份问题各家说异的情况，采用考证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由相关史料入手，得到了舆人是从造车工人中分离出来，战时随军出征维修车辆及做其他辅助性工作，平时服劳役，有自己的土地，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应属于平民阶层的结论。     

中华建筑始祖有巢氏考——构木为巢的有巢氏之事迹

古史传说时代的有巢氏,先秦文献把他排在燧人氏之前,其前有大巢氏,传二世。有巢来自大巢氏,传七世,比燧人氏稍早或同期,世代延续的年代也约相当。我国人类发展史上有穴居、巢居、屋居时代。巢居,含有在树木上架屋、地上筑屋两个阶段,约代表和反映了"前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居室情况。大巢、有巢氏皆为氏族首领(即人),非"时代符号"或"神"。他因筑屋为民造福,故被人们推崇到"王天下"的尊位,也是中华民族的建筑始祖。     

节制——致和之道

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要把握天才致和之道，节制是致和的重要一项。概略言之，有对矛盾斗争的节制、对私欲的节制、对情的节制等。欲求和，必有所节制。节制有内外二端，对外节制事物矛盾冲突和斗争，对内节制自身的情和欲，即内靠自觉，外遵礼法。     

森林——德语诗歌之魂

森林是德语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主题,也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在德国,森林文化十分盛行,森林诗歌广泛传播.从德意志民族发展史,德国的森林文化,以及德语诗歌中森林的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森林在德语诗歌中的重要意义.     

乌托邦——当代教育的根本品质

“乌托邦”一词一直被视为空想的代名词。事实上，乌托邦精神更为深刻的、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内在精神的向往与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教育应具有乌托邦精神。第一，人的提升，是当代教育必然的逻辑和核心性使命，乌托邦之路是教育生成人、提升人，走内在超越之路的必然选择。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第二，有史以来的教育或立足于社会政治理性主义或立足于社会经济功利主义的存在依据、逻辑与旨趣，因而是外在化的、非人化的。当代教育必须摒弃这种工具主义品性，从他律走向自律、从外在走向内在，从而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境界。     

[第五篇]南京印象记——在名著中发掘南京的气质

翻开《吴都赋》、《桃花扇》、《白门买书记》、《南京三年》、《南京日记》、《南京的思念》、《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等，每一部书、每一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一个似曾相识却又渐渐远去的背影，却又分明透露出南京文化的底气。     

重建最佳关联的翻译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指导人们的交际活动;而翻译属交际活动的下义范畴,因此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人们只期待一个最佳关联.而翻译的核心就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即重建"最佳关联性".不同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导致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如何使不同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达成统一,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给了翻译工作者很大的启发与指导.     

《永生羊》——哈萨克的生命牧歌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①的散文集《永生羊》用一种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文体样式表现了哈萨克族牧人充满质感的生命形态,及其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和对生与死这个命题的理解,并以对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审视促使人们思索实现其现代转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