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因素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分析

该文以人均GDP为基础指标,从绝对和相对两个角度对南北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对贸易因素如何影响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贸易规模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最大,其次是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存在正相关性,进出口贸易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增加4.95个百分点;边境小额贸易、初级产品贸易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存在负相关性,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初级产品出口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别减少3.61个百分点和0.26个百分点。基于此,提出从扩大南疆贸易规模、调整贸易方式、优化贸易结构三方面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和分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并主要通过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私人消费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1990—2012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增加1%,能够带动GDP增长1%以上。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足以实现较高的GDP增长率,2013—2020年,要实现5%的年均GDP增长率,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需要10%以上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丹东对朝边境小额贸易发展问题探析

边境小额贸易不仅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境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途径,对稳定边境地区的安全也起了积极的影响。丹东是中国对朝贸易的重要边境口岸,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独特优势。丹东对朝边境小额贸易发展历史悠久,发展规模迅速。研究丹东对朝边境小额贸易的整体发展态势,不仅能够为丹东经济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而且能为中朝双方边境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我国西南地区CPI变动与GDP增速相关分析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多年来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采用1985~2015年国家统计局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与重庆市三省一市的GDP与CPI数据,利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85~2015年的31年间,西南地区GDP增速与全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同向变动,年化复合增长率为15.76%;CPI增速与全国CPI增速保持较高的相关性,年化复合增长率为5.81%。从GDP增速与CPI指数变动的关系看出,虽然CPI指数变动与GDP增速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幅度上有所差别,但大趋势基本一致,二者的波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PI指数变动对GDP增速的影响是正向的,每当CPI变动上涨1%,GDP会随之增长0.736%。经济增长能够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反之,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依据西南地区GDP与CPI的运行特点,从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动力等因素进行分析,促进西南地区CPI与CDP增长相协调,应及时防范高通胀率,避免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有效减小通货膨胀变动,避免其对实体经济的压力;适度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其对经济平稳的冲击。     

税收征管在税收超GDP增长中的贡献——测算方法、分析及展望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增长呈现出超GDP增长的状况,税收收入增长率总体上远远超过GDP增长率,而且税收收入弹性系数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名义宏观税负水平也在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和税收征管是当前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测算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中的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每年因征管因素增加的税收额直接计算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据此测算出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4.4%,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是6.6%。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总税收对征管效率提高的弹性来计算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据此测算出税收征管因素对于总税收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4.1%,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6.2%。根据分析和判断,在1995年～2006年间,更符合实际的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应该居于4.1%和4.4%之间。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和银行存贷款 (余额 )增长率指标来分别代表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金融资产增加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模型 ,并对 1998- 2 0 0 0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与股票市场金融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银行资产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 ,并对其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贡献的定量分析

在200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一方面是无辜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中国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定量分析的结论是中国高速GDP增长率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73个百分点,中国贸易进口为世界GDP增长贡献了0.11个百分点。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

转型时期我国就业模式从计划分配的、集中、刚性、单一的传统正规就业向市场配置的、分散、灵活、多元化的非正规就业模式转变。城镇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1990—2004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城镇就业增长率的3.9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2004年占城镇就业比重的58.69%,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导就业模式。城镇非正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1990—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机制——基于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使用三状态三阶滞后的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笔者分析了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我国季度GDP增长的非线性特征,以及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研究发现: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的中国季度GDP增长可以分为低增长状态、高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三种情况;处于低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收敛于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而处于高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远离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低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46个季度,高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1个季度,均衡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3个季度。     

广西对越边境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广西与越南边民小额贸易源远流长,早在1084年北来时期民间就已在广西廉州进行贸易。1955年7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定了“一九五五年中越边境小额贸易仪定书”后,同年10月广西也制定了“中越边境小额贸易管理办法”,并设立了爱店、水口等十二处边境贸易市场,对边贸范围、商品交易管理等有明确规定,边境贸易有一定发展。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断边境贸易。1983年10月广西又办起了边境贸易点。到1988年下半年起,越南政府允许和鼓励其人民过境探亲贸易。由于双方的努力,短短几年间边境贸易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广西边贸总额     

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利用多种计量分析工具,从总量和增长效应的角度研究了广东进出口与GDP增长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长期来说,进口、出口与GDP存在唯一稳定关系,出口较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从短期来说,进口增长、出口增长都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出口增长同时也是进口增长的Granger原因,进口增长、出口增长都带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进口增长比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更稳定、更紧密的联系     

延边对朝、俄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延边与朝鲜、俄罗斯毗邻,对朝、俄贸易在延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利用1989-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延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延边对朝、俄出口与GDP、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GDP和对朝、俄出口也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对朝、俄出口与GDP、进口以及GDP与对朝、俄出口的长期关系都出现了偏离,修正速度较慢。此外,GDP和对朝、俄进口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新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新疆1985--2006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Gm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和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新疆的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新疆经济增长是拉动新疆出口和进口的Granger原因,新疆的进口是新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新疆的出口却不是新疆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因此,应多方位加强出口产业与出口产品的工作,实现新疆对外贸易和新疆的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     

辽宁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相关理论初步筛选出辽宁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1990—2013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GDP对出口影响最大,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作用,FDI以及科技投入与出口呈负相关关系。四大影响因素中只有科技投入与辽宁省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和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省经济及税收收入的影响,探究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实施的空间,选取广东省GDP、进出口与税收数据,结合描述性统计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省的GDP与税收收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广东省的整体经济与税收收入依然保持着增长趋势; 广东省的出口经济整体向好,对美出口企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部分制造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广东省地方政府要进行合理的税收减免,降低消费税及其他小额税种的税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促进GDP增长;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扶持出口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大广东自贸区招商引资力度;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鼓励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研发。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MCHUGE)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贸方面,人民币升值会降低总的出口量,提高总的进口量,增加贸易赤字,但长期和短期,对不同产品的进出口影响不一;外资方面,人民币升值会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加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外商对我国的投资会增加;宏观影响方面人民币升值将促进农业、采矿业、公共服务、建筑业、服务业的产出,但在升值初期并不利于制造业的产出,但是总就业和总资本存量的增加最终会带动GDP的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分析

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进行了纵向和横向比较,指出东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及全国水平;以陕西省为西部地区代表,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分别检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和出口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组变量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运用统计学方法定量测算了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指出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和贡献率都大于出口,进一步证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能力较弱,不能有效贡献于经济增长;最后提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增长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描述。民生问题连着国运，国运昌盛的重要指标是看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为此，从以下角度阐述了几个问题：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素质问题；提高素质、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是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民生必须先改进“民质”，积累人力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指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兴衰的政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我国对外贸易促进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近三十年来,我国GDP增长迅速,其中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探索对外贸易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1978—2007年我国经济发展数据,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出口贸易对我国GDP增长影响显著,进口贸易则间接对我国GDP增长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