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务短视频的特征、功能及发展研究综述

政务短视频是近几年来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我国的政务短视频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务短视频的特征、功能和发展等几方面.学者们研究认为,政务短视频能提高政务信息传播效果,开发政务传播资源,塑造政府形象,创新政务服务模式等,这是政务机关青睐政务短视频的重要原因.但当前我国的政务短视频存在发展理念有偏差,定位不明确,管理滞后,质量参差不齐,偏向娱乐化,互动性不足等问题.发展我国的政务短视频,需要在思想理念上充分重视,做到精准定位;在内容制作上注重原创,突出特色;在平台形式方面不断创新,注意运用智能技术;在运营监管方面树立品牌意识,加强监管等.当前我国的政务短视频研究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存在许多不足,下一步需要加大研究力度,拓宽研究面,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     

社交媒体中公众参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沟通

近年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政府该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遏制二次危机传播带来的损害,最大限度地帮助组织控制危机局面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选取H7N9事件、非洲猪瘟事件作为对比案例,以议题构建和公众参与作为理论支撑,结合政务微博双重属性,展开内容分析和编码,调查线上公众态度和行为,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社交媒体的沟通效果进行刻画。结果表明：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注重政务微博信息框架的构建,忽略了行动、观点框架的构建;政务微博沟通的公众参与度很高,而政府回复率较低;可以通过政务微博进行议题构建、正确引导,实现政民良性互动,形成政务信息有效沟通机制,提高危机沟通效果。     

“共促”还是“区隔”？两种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作用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研究意在探析短视频这一深受青年喜爱的新型视觉化社交媒介对其线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鉴于短视频的产制和使用均在政府“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加强互联网内容治理、塑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亦考察政务短视频这一特殊的短视频形式的影响,以及作为中介变量的短视频治理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效应。结果表明,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削弱了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且不受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影响,而政务短视频使用却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青年在接触和利用政务短视频的过程中,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程度较高,会进一步强化其线上政治参与,且即使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程度较高,亦不会减少其线上政治参与。由此可以推断,政务短视频青年用户更趋向认可这种紧张且有序的短视频治理秩序,而是否频繁使用政务短视频等政务新媒体,有利于辨认或“区隔”青年用户中的积极参与者,从而给予正确引导。     

政务短视频对公众参与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危机与后危机情境的比较研究

政务短视频已经成为政务公开、政民互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研究以2019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抖音账号“健康中国”发布的792条政务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以信息处理的启发—系统式模型为理论基础,比较考察危机情境与后危机情境下作为系统式线索的内容类型和视频时长以及作为启发式线索的对话循环、危机沟通策略和标题长度,如何影响基于政务短视频的公众参与行为。结果表明：内容类型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对一线应急服务的赞赏类,疫情最新进展类、政府应对举措类、利益相关者指引类均能正向影响被动参与;后危机情境下,上述内容对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危机沟通策略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信息策略,支持策略能够促进被动参与,调适策略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后危机情境下,支持策略积极影响被动参与,调适策略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对话循环在危机情境和后危机情境下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标题长度在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但消极影响被动参与。视频时长在危机情境下会降低被动参与但会促进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     

短视频时代政府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随着短视频的快速崛起,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政务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务新媒体突出重围,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便捷。然而日趋活跃的网络舆情成为当下社会管理的重大难题,对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情提出了考验。从政务短视频的实用性角度出发,梳理网络舆情的演化阶段,探究短视频时代进行网络舆情引导的困境,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力。     

政务短视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研究

新媒体传播技术为政务网络传播生态增添了新的形式与内涵。政务短视频作为视听性、互动性更强的政务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应成为提升政务工作效能、解决问题,引导舆论、稳定民心、纾解社会心理的传播范式。营造良好的政务网络传播生态,是政务短视频的终极目标。     

自媒体与政府形象之关系研究

公众议程中的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会影响到公众对客体的评价及行为,同时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都存在正负之分。反映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政府形象塑造中,就会出现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四种关系,分别为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以及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每种状态中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特点,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追求双赢的理想状态,需要认清自媒体的传播环境、善于利用自媒体、及时了解舆论走向、提升政府自身媒介素养、加强政府与自媒体的合作、提高自媒体及公众媒介素养等。      

政务抖音号政民互动的话语实践分析 ——以公安政务抖音为例

文章选取"深圳交警""温州交警""禅城公安""山西交警"和"天津交警"五个综合排名靠前的公安政务抖音号,通过参与式观察并结合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探讨政务抖音评论区的话语实践.研究发现,公众评论呈现出主题多元化、语言轻松化等特点,且"交流"成份多于"问政",政务主体在回复中使用表情、网络语等元素呈现出其运营理念的"去身份化"转向.此外,公众评论中公众关注点与短视频主题发生偏移,政务主体在评论区多以回应角色呈现,主动设置议题意识较弱;对提问质疑类回复相对欠缺.建议政务抖音号评论互动中应使短视频的多感官优势服务于信息传递,并加强对提问质疑类评论的回应,同时主动对评论进行议程设置以构建互动全链条.     

全媒体语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媒体对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到受众的政治立场,型塑受众政治人格;媒体与公众、政府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链条:民众通过媒介手段表达政治立场和利益关切实现政治参与.为有效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应当变管理为服务,重构政府与媒介、公众之间的话语体系.     

科技公共传播的传播主体及其参与动机

科技公共传播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种科技传播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技公共传播出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成为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个主体积极参与的一个社会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科技公共传播参与动机的多样化,促进了传播关系的复杂化。文章对科技公共传播的参与主体及其参与动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公众参与、资源能力与政务微博信息发布——基于新浪微博平台大数据及统计年鉴小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政务微博平台的发展对政府行为和公众参与产生了深度影响，也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利益相关者及委托代理等理论构建公众参与、政府行政和地方政府资源能力等因素对政务微博平台政府信息发布影响的理论模型，并根据2013—2018年我国29个城市政务微博平台信息发布与公众参与大数据及统计年鉴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务微博平台上用户的参与行为包括关注、评论及转发微博等行为会促使政府更多地在平台上发布信息；行政级别越高，政府越会在政务微博上发布信息；优质的政务微博运营依赖于所依托的政府的资源能力，政府资源禀赋对政府政务微博信息发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政务微博的制度性建设探究

政务微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较多的社会关注,作为一种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新工具,在发展的初期由于其信息传播简单、快捷、共享、互动等优点得以迅速发展。国内各级政府陆续推出政务微博问政的新举措。然而,目前政务微博刚步入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方面对政务微博的规定尚未出台,政务微博的发展多是各级政府的自发行为,缺少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因而其在法律规定、部门建设、人员设置、工作流程与公众沟通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要顺应电子化、网络化、服务型政府的趋势,关键在于政府在法律政策方面制定相关规定,建立政府的信息综合服务部门,以网络为支撑,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为手段,建立一个政府与公众顺畅沟通的平台,让政务微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

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重视公众政治参与权的保护,就必须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媒体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公众通过媒体舆论监督实现真正、有效的政治参与,还存在诸多困惑.提高媒体舆论监督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不仅有赖执政党与中央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完善,更有赖于地方权力机构、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整体发力.     

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持现状

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公民社会的渐趋形成,公民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持续增加,社会舆论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正在加大。社会舆论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媒体是社会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因为传播特征和传播方式的不同,不同媒体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支持现状也有很大的差异。主流媒体坚持传统的宣传与鼓动模式,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市媒体在市场和社会的压力下,寻找舆论宣传与新闻营销的平衡;社交媒体能够让公众直接监督教育管理和教学活动,社交媒体成为舆论监督和规范改革的重要力量。社会舆论可以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能量”,为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指引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社会舆论也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的特征,如果教育部门不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社会舆论也会产生强大的负面效应。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教学单位应该在把握不同媒体传播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引导社会舆论向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发展。     

两种舆论生成模式的冲突分析

微博作为自媒体的典型代表,赋予了公众话语权和媒介接近权,使其在传播过程中扮演信源、传者和受者等多种角色,加上其即时推送信息、互动传播以及庞大的用户数量等优势,对社会事件的介入和参与能力越来越强,使舆情自下而上形成并蒸腾,打破了原有舆论格局中政府、传统媒体的绝对中心地位自上而下传播信息的格局,成为舆情传播的新途径和聚集地。以多伊切的舆论生成的＂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来阐释微博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在形成机制上的不同,观察这两种模式下生成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冲突与重叠,有利于对新媒体与舆论关系的整体把握,为政府引导舆论提供参考。     

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城市形象短视频传播策略

短视频的兴起为政府的形象宣传提供了网络平台,如何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城市形象,传递政府声音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采用文献研究、数据梳理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媒体兴起后政府在自身形象传播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机遇与挑战,以及对西安市、重庆市等政府部门的短视频官方账号内容、运营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分析,阐述短视频对于城市形象传播的影响以及相关策略。研究发现,短视频制作简单,能依靠后台大数据对用户使用短视频场景进行精准分析,对政府城市形象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近年来城市形象传播的风口。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利用短视频进行自身形象的宣传,可以使政府的形象更加立体,通过政策层面的引导和操作层面的大众化传播,重塑受众对城市形象的认知,改变以往对于城市的刻板印象,引起受众主动传播城市良好形象的行为,最终提升政府管理与形象传播能力。     

政务微信传播的框架建构与影响

基于框架理论,利用内容分析方法,以"北京微博微信发布厅"为例,展示了政务微信的框架建构特征与策略.政务微信最倾向于发布政治、通告服务类主题文本,最注重建构政府-公众、公共利益实现框架,不同主题的框架建构倾向与偏好存在差异.回归分析发现强调与凸显公共利益实现框架、流行语框架能够积极影响政务微信的传播效果与评价,图文推送形式与标题新颖性也会起到改善作用.政务微信内容传播可尝试调整政治话语结构,丰富文本主题,重视公共性框架与流行性框架的融合,以更好发挥传播与治理作用.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