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二

"重造"思想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由多个思想成员集合而成,在思想策略、思想性质与内部关系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从强调个体独立自由思想的立场出发,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话语.在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成员之间或某一成员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命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土家族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土家族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基于救亡与启蒙的使命而"退返民间",从民间优秀文化精神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活力与重造的根基。     

"希腊神庙"的建构与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想像

"希腊神庙"是沈从文理想的栖息之所,在"边缘身份"意识的导向下,沈从文完成了对"湘西生命"的展现和对"希腊神庙"建构的思考.在现代文明的渗透和自身缺陷的"共谋"下,诗化的湘西生命由"常"到"变",沈从文开启了现代之思:重造经典,对理想的民族人格进行冥想.他把目光投向了湘西自然的生命形态.这种寻找生命之根的意识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想像方式.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章绍嗣在沈从文的作品组合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是他一往情深创作的“湘西小说”。这个小说世界的基石是：人性。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接连发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书简,重申其通过文艺美育作用实现"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可惜曲高和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初步实践了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工作至终老,正可谓求仁得仁。     

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论沈从文“新道家思想”

道家文化与楚文化互相渗透的现象,使得保留浓厚楚文化色彩的湘西文化除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外,也染上道家色彩.这种道家色彩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方式积淀在沈从文的内心,使沈从文的创作表现出了道家文化意蕴.为了找寻完美的人性理想,这位具有现代理性的"乡下人"对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表示出了认同,进而形成沈从文自称的"新道家思想".     

“自我的言说”——论沈从文的文学自律观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和自由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反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把文学当成"用具"及批判"商业低级趣味"文学,强调文学自由论和文学的独立本质;他从文学的自律性出发,提倡文学自由发展,同时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期通过作家主体人格的确立和新文学经典的塑造来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坚守贯穿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始终,其文学自律观不仅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政治化文学潮流和商业化文学倾向具有纠偏意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沈从文湘西小说文化意蕴初探

沈从文是寻根文学的先锋作家,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他发现了都市人病态的品性和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格.为此,他从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入手,努力在原生态的湘西世界中,去发掘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借以重造民族精神品格,将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推进了一大步,对当代寻根文学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湘西小说深层的文化意蕴所在.     

沈从文湘西小说"生命世界"初探

"生命"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艺术维度之一,是解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突破口."湘西生命"的精神内核是"人与自然相契",是沈从文孜孜追求的理想的生命"常性".这种精神浸透到了它的生命形态、命运观念、处世精神之中.具体而言,"自然性爱"、"未凿童心"、"血性强力"是湘西生命的自然形态;"死亡"与"爱情"相邻体现了湘西生命的自然抉择;在"守势"与"超脱"处世姿态中生命的"自足"、"澄静",展现了湘西生命的人生情怀.     

梦断：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理想的寂灭及其内因

就题材而言，沈从文最后的小说集《雪晴》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湘西边地，但这绝非一种简单的重复。身份、语境、言说方式的转变，使得这部作品构成一种隐喻式的表达。小说中出现了画家梦断的情节，推究起来，沈从文的夙愿是创造“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并藉此“重造中国”。“梦断”是对于自身创作乃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整体结论，表征了他所遭遇的内外交困情形。《长河》、《芸庐纪事》、《小砦》等作品的未完成，凸显了沈从文小说的能力限度：他的想象力往往囿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题材的拓展上缺少一种“历史建构”能力，他所醉心的文体美学也使得他难以从风景画的捕捉中超拔出来并构建真正宏阔的历史小说。      

抽象的抒情——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较多注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自律,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包括他对现行文学政策的理解,对情感诉求方式的独立性的肯定也决定了他的文学理想的不合时宜之处。所有这一切都可看作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     

论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倾向性

在一般读者与研究者心目中,沈从文似乎是远离政治、追求纯文学的的作家,他作品中供奉的只是理想“人性”,而没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实际上没有功利目的和思想倾向性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只是有些作家倾向性表现得鲜明外露,有些作家倾向性则表现得隐蔽深沉。沈从文属于后者。沈从文是主张以文学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者。他是怀着以文学作工具通过思想启蒙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信念从事文学创作的。社会、国家、民族的重造,是他创作的功利主义目的。这不但直白地表现在他散文创作中,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严正深沉的主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改造社会的功利性目的首先表现为对于旨在破坏与改造旧社会     

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

抗战时期,身居昆明的沈从文写下了很多关于云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多方面披露了抗战时期的云南世俗市侩的社会风气,还刻画了一类"软体动物"似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形象.与"湘西世界"相比,这时期在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是一个让人痛苦、使人无奈的现实世界,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这一时期也是沈从文创作技巧和思想渐趋成熟,并且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也深入到沉潜的重要时期.     

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湘西观音信仰与沈从文乡土小说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善良美丽的湘西少女形象,其原型竟是在中国民间普受崇拜的观音.通过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沈从文家乡湘西地区长期以来盛行着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观音信仰.这一信仰对沈从文的美学趣味、思想情怀和人文理想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并影响到其小说艺术处理.与此同时,作家对观音信仰的理性认知态度,对湘西少女命运那悖离了"大团圆"审美心理文化的真实描写和处置,体现了他对民间观音信仰的超越.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