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

我国提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从定义、目标和地理空间范围等角度明晰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与外延,从实质而非形式视角界定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地位。以法律体系理论审视被列入立法计划的《国家公园法》立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中规划立法、在法律体系中明确法律部门归属、在法律体系中协整相关单行法的内在关联性。应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为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立法重点包括将《自然保护地法》界定为自然保护地领域的基本法和政策法、确立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法定标准、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关系。     

德国保护地体系评述与借鉴

德国保护地体系是沿袭历史逐步形成的。首先论述了德国保护地体系的法律基础,并对11类德国保护地的定义、现状和管理事权进行了解释。继而对德国保护地体系进行归纳总结:各类保护地由《联邦自然保护法》统筹、分级管理,以自然保护为核心目标;各类保护地地界交织现象广泛存在,从而实现更广泛的连接;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强调文化景观管理;各类保护地倾向不同功能,平衡保护与利用并合理发展可持续旅游;法治巩固本土特色的保护地。最后对我国的保护地体系进行相关思考:法定保护地须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包容自然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地可与"自然公园"相得益彰;对保护地的利用及管理需要通过统一规划实现。     

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自然保护地的建立有利于防止生态系统退化,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保护地居民的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文化权利却没有得到切实保障,这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当前,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权利保障上存在管理体制不清晰、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补偿机制不明确、利益分享机制不完备等问题。为切实保障我国自然保护地居民的权利,必须加强我国相关立法,以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居民参与机制,完善损失补偿机制,建立利益分享机制等。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研究

我国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键时期"抢救式"地保护了我国大多数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是按照资源要素设立,且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不同的环境及资源管理部门,并依据不同的法规、标准建立和运行.由于缺乏统一的设立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如分类不科学、区域重叠、保护标准不清晰、公益属性不明确、多头管理、权责不落实、保护与开发矛盾难以协调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能力,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自然保护管理效能.在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及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目标、原则和主要内容,指出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必须彰显中国理念、打造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效率,为科学高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了方向与建议.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逻辑与构造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应当以承载多元价值、平衡原住居民权益保护与公益性目标、构建惠益分享机制的应然逻辑为指引，系统回应当前制度构建存在的制度机理错位和立法体系性缺乏等问题。以对当前法律体系的变革为基础，可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优化构造：确立“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统一立法模式以矫正地方先行的立法探索带来的制度协调性问题，在《自然保护地法》中系统规定一般制度，通过《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单项立法展开具体领域的特色制度设计，通过《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行专门的针对性立法，地方立法进一步规定实施性制度，进而从形式和实质意义上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体系化构造。     

国家公园资源利用体系优化策略——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为例

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是保护等级最高的一类自然保护地,它的建立标志着园内将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手段.构建新时代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国家公园资源利用体系,对避开"生态保护唯一"误区、探索国家公园体制机制改革中如何开展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价值.依据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结合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要求以及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包括收获价值、存在价值和未来价值),确定国家公园体制下的资源利用评估框架、指标、参考标准和权重.基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应用研究,提出霸王岭片区未来最优的资源利用体系,并提出资源利用体系生态化调整和构建适宜性资源利用体系两项优化策略.     

基于适应性理念的国外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演变与对比

河流保护地是维持河流突出价值的保护地专门类型,政府治理是河流保护地治理的主要模式.适应性旨在通过适应主体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减少不利影响,可为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法.基于适应性分析框架,从法律政策、治理主体、资源权属及资金来源4个方面,横向对比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4个国家的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演变过程,可得出如下结论:起源于美国的河流保护地在4个国家已经分别形成了4种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联邦集权管理是美国联邦主导模式的突出特征,中央主导并适度分权是新西兰综合治理模式的表现形式,加拿大合作共管模式重视和尊重多方利益相关者,澳大利亚地方自治模式的管理权主要归属地方管理部门;适应所在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政治制度差异是造成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变化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河流保护地的建设必须基于适应性理念,根据国情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状况,在国家立法、分级管理、特许经营等方向积极探索.     

论我国生态保护立法及其完善

当前,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处于一种割裂状态,未能按照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对生态保护做出统一、协调的规定,现行环境资源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目的、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待完善.完善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应首先确立生态系统管理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由生态保护综合性基本法和各种涉及生态保护的单行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特定自然区域保护法、各类型生态系统保护法和提供各种生态保护手段的单行法)、区域(流域、特定地方)生态系统保护法、生态保护标准共同构成的内部协调、外部统一的法律框架.     

论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制度创新问题

森林资源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保护森林资源首先应当保护好森林生态系统。我国传统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制度极不完善,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制度创新应当坚持以生态文明为指引,构建新型权利义务关系,逐步形成协调高效的制度体系。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与标准

作为研究方法的行政诉讼类型化,主要关涉类型化的目的、标准(分析方法)及其选择问题.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有二:一是提供“无漏洞”之法律保护,二是增进公民权益保护的实效性.类型化的上述目的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利于正确诉讼类型的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本分类标准,主要有诉讼标的的性质、诉讼请求的内容、行政争议的性质以及判决的内容与效力等几种.上述基本分类标准的选择,应符合诉讼体系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基本诉讼类型划分的涵盖性和简约性以及诉讼类型体系的开放性三项基本要求.参酌世界通行的“以权利保障为原则,以客观法秩序维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并考虑中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在未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考虑确立“判决的内容和效力”为行政诉讼类型的基本分类标准.     

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评价与发展对策——以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促进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开发利用,以河南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半结构式访谈及地理空间数据,利用SolVES模型和核密度工具对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建立的包括森林美学、自然历史、自然教育、森林文化和森林游憩5个评价指标均呈现聚集分布状态,可以用来对研究区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分区,其中森林美学和森林游憩的功能标识点数量分别达到324和279个,占全部功能标识点数量的31.55%和27.17%。森林文化区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稀有度指数均最高,分别为13.95、0.98和1.67,是研究区提供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核心区域。研究结果可为森林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园文化服务资源的优化布局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指导。     

网络格局 带状绿地 绿色生态--杭州市滨江区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建设“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现代化的园林城市”为宗旨,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以及生态学等学科理论的要求,以城市绿地构成整体网络格局,通过对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具体内容的精心规划,加大了公共绿地的比重。该规划最终形成以公园绿地为绿点,以道路绿地、带状公园绿地、防护绿地为绿线,以自然景观为绿色基面,点线面结合的绿地布局结构体系,使整个城市绿地布局与自然山水相协调,形成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生态效益显著的良性循环的城市生态系统。     

青海环境与资源保护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青海省特别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与我国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断地拷问着青海的地方环境立法。由于青海是一个资源大省,对资源的地方性保护立法同样不可或缺。本文通过对青海环境与资源的地方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立法建议,旨在为青海省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提供参考。     

辽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空间分布研究

以辽河三角洲湿地为研究对象,结合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以及旅游费用法对该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估算,并通过GIS系统对盘锦地区1990-2005年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得知,盘锦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为13.2亿元,涵养水源功能实际货币价值为8.6亿元,调节大气功能实际货币价值为5.7亿元,为盘锦地区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     

我国湿地保护现状与问题分析——基于管理人员问卷调查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访谈了东中西部11个省份181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目的是为了了解管理人员对目前湿地保护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认知度。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管理人员在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认知方面:人工湿地面积,供给服务功能以及文化服务功能变化有显著差异(P<0.01);在对湿地保护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认知方面:水利水电设施建设、生活及生产的面源污染以及放牧业方面有显著差异(P<0.01);法律法规不健全、多部门管理等6个方面是造成湿地保护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管理人员对保护区监测体系及技术手段缺乏、经费短缺以及于周边社区矛盾突出3个方面的认知度在东中西部有着显著的差异(P<0.01),最后本研究从建立国家层面的《湿地法》、理顺管理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湿地保护机制以及提升公众对湿地的认知度4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湿地退化的策略。     

论农村环境法治实现的路径——来自日本里山里地环境保护机制的启示

农村环境问题复杂,多种类型污染与生态破坏相互交织,仅靠国家通过制度构建进行规制难以应对,自发秩序的生成应是农村环境法治的重要路径。日本在农村环境保护过程中,重视里山里地环境保护自发秩序生成机制,采取包括强制性协议和自愿性协议在内的合意措施,确认环境保护相关习惯的法律效力,保护和改善了环境。我国在农村行政资源匮乏情况下,更应促进农村环境保护自发秩序的形成,构建农村环境保护协议制度,确认相关习惯与村规民约的法律效力,以实现农村环境法治。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需要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从县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展开研究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促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统筹城乡二元发展,是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可以采用:健全政府职能体系,构建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多主体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建立需求导向型公共服务体制并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机制。     

湿地公园建设中的科学问题探讨

湿地公园是介于自然保护区与传统意义上公园之间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湿地区域,也是基于生态保护的一种可持续的湿地管理和资源利用方式。本文在综合分析湿地公园的定义、建设意义的基础上,对湿地公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包括湿地公园的功能和价值评价、湿地公园的保护与恢复等。湿地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湿地科学研究和监测,开展湿地功能和价值评价,将科学、设计和教育综合到湿地公园建设中。     

论出版生态系统

出版生态系统是出版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内容。研究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是探索出版生态规 律,进而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促进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版生态系统由出版媒介、印刷复制企业、发行网络、 出版管理部门、出版资源、读者群体和出版科研部门组成;其结构包括物种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出版生态系 统的功能包括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其功能的实现需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畅通。物种多样 性是系统结构稳定的基础,合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结构则是系统实现其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