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开提出的原因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初期即已酝酿成熟。所以直到抗战末期才公开提出,是因为以下四个条件使然:一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利时机;二、以民盟为首的中间势力强大,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奠定了群众基础;三、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创造了有利的主观条件;四、英美苏三大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论20世纪40年代中共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择定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是 40年代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战略。它适应了抗战后期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 ;总结了我党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担当了统一战线具体组织形式的使命。从思想渊源上考辨 ,它体现了我党善于把革命领导权的原则性同统一战线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善于调适新民主主义的长远目标与革命“迂回”的短期目标。追寻这种主张、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 ,可以从新的视角解读联合政府的意味所在     

抗战胜利前后的联合政府问题

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公开提出,又经过中共七大正式确定的政治方针。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主张曾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实践及评价的几个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以来,先后提出过建立国防政府、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主张。1937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评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社会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紧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于1944年9月15日在国内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怎样认识党的这一政治主张呢?学术界很少有人著文论述,本文试图就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之性质、出发点与目的以及党对这一政治主张的坚持等方面加以评析。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联省民主制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宁协万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步学者提出了“联省民主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如昙花一现,直至销声匿迹。他们为初步探索中国民主政治作了一定的贡献,联系当代民主政治建设,回顾这段历史仍有借鉴意义。     

强势民主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作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对代议制的强调和对公民参与的排斥已经使自由主义的民主沦为＂弱势民主＂。为了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主张通过基层民主的公民实践来培养＂强势民主＂的行动。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并为民主实践的扩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参考。     

三十年代胡适民主宪政主张述论

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民主宪政主张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积极倡导宪政,反对独裁专制,认为宪政在中国是可行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建设强有力的政权。他主张通过民主法治团结人民,约束政府,以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     

论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作用

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在抗日战争中,他们首先提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调维护国共合作,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反对国民党独裁与专政,倡导民主政治,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为抗战的胜利、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闻天文化民主思想探究

文化民主是一种文化人权,尊重文化人的个性和文化团体的独立性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文艺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张闻天文化民主思想与其学习、文艺创作、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具体指向(受众)是广大民众,前提条件是文化人创作的自由、自主权,承认和肯定文化团体的自主性;内容上体现反封建、反礼教,提倡个人的平等,创造宽松的文艺生存环境。前瞻性上看,对文化创新创造的政治条件、文化体制的调整和调适指明了方向。     

试论西方民主的欺骗性

西方民主正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但西方民主并非完美,其实与完美完全无关。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适性。民主的存在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强行推广某一民主理念,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种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人的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拜金主义等等严重政治、社会问题与一味鼓吹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西方民主的美好只是幻影,西方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用来掩盖其疯狂攫取利益的工具。认识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时期军政府与分府矛盾斗争析论

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建立军政府或军政分府,清朝传统的省、道、府(厅)、州县统治秩序被打破,中国政治制度开始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军政府、分府整合过程中,难免产生很多矛盾斗争。就其形式而言,既有明争,也有暗斗,既有口角磨擦,也有武装冲突,可谓多种多样。就其性质来讲,既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纷争,也有革命派不同集团的对立,既有集权与分权的较量,也有专制和民主的消长,同样不一而足。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各地分府于1912年8月底基本取消,新的行政关系初步形成。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后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宪政和民主具有不同的内涵。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英美等国家通过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后现代化国家却在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出现了视野性遮蔽,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建设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近些年来中国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不但在理论上陷于困境,在实践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难以付诸实践的原因主要有：政治意愿缺乏、现实需要不强、岛屿主权争议、争议海域（海区）模糊以及外部势力干扰等。今后中国政府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一方面仍然要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并争取在实践方面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利用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准备。     

如何利用“法律割据”改善法制环境

随着社会民主发展进程的加快,区域权益和个体利益的扩张也呈现了强化诉求的发展态势。在有的区域或部门,这种民主主张表现得极为张扬和富有个性化,甚至在有的方面已经突破和超出了国家法律所能界定的范畴,法律割据的局面已在一定区域或程度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文从法律割据概念、现实状况、成因、特征等方面进行阐述。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野与重构

1915年9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发起了一场反对封建思想,解放“人性”的新文化运动。它使中国知识界进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处于挽救民族危机的的迫切形势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使他们以自身不同的信仰、立场进行了历史性的重构,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正是这期间,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