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恢复经学传统的陈澧与朱一新

陈澧与朱一新是晚清的著名学者。他们会通汉宋学术,实是以朱熹学说来改造汉学:他们对公羊学和诸子学的理解虽未能翻出传统经师只注重儒家道德理想的单一阐发的旧模式,但都同属传统经学在其走向穷途末路情况下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拯救;他们提倡通经致用,则是继承了清初以来学界的经世精神。总之,他们是力图恢复经学传统。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经学传统和经世学风的历史走向。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经学史研究专辑

正主持人语: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史无疑是其中核心组成部分,岳麓书院的师生亦以经学史为研究重点,并承担了经学史的系列课题。本辑论文以经学史研究为主体,涉及汉、宋、清几代的经学研究。我们还会继续推出经学史研究专辑。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理学与经学

理学与经学李禹阶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风格、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以来以经学为形式的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就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一、理学的经学形式理学是适应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需要而产生的，又是...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     

论《春秋》学对尹洙文学创作的渗透

宋代的《春秋》学是经学中的"显学",由于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得《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尹洙"深于春秋",《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将讨论《春秋》学影响尹洙文学创作的核心因素,其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表征,及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影响等问题。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

李惇是清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家,近世学者或认为他属于吴派,或认为他属于扬州学派。就学术思想和治经旨趣的演变而论,他早年主要私淑顾炎武,有志于"考古之学";中年追随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钩稽汉学精义,追驳宋儒谬说;晚年致力于依托《左传》通考春秋文明史,以"通释"求通识,超越吴派。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是李惇与时俱进的学术旅程。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