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法律中“赃”罪的规定

何谓“赃”?晋代著名律注释家张斐在其《律表》中曰:“货财之利谓之赃”。在古代中国法律中,对于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盗窃、骗取或利用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财物及受贿私人财物的行为,均称为赃罪。因为它是计值为赃,以赃之数额多少论罪故也。     

汉 “苛人受钱” 及其法律规制试探

汉代 “苛人受钱” 应指官吏 “拘止人而受钱”。 《说文·叙》 言 “廷尉说律”, 以 “苛之字止 句” 申明了此罪特征。 《晋书·刑法志》 所载张斐 《注律表》 “呵人受钱” 应为 “苛人受钱”, 表文是在身 体强制的意义上将 “苛人受钱” 区别于其他五项 “以威势得财” 之赃。 “苛人” 常具有官吏依职权执法的表 象, 因此汉代法律体系区分 “苛人” 是否涉赃, 以不同类型的规则分别予以规制: 对单纯 “苛人”, 主要以 诏敕整饬, 为官吏执法保留了弹性空间; 对 “苛人受钱” 之赃, 则在律令体系内区分苛人事由, 以涉嫌犯 罪为由拘止人者入律上既有 “受赇” 罪名; 不以涉嫌犯罪为由拘止人者, 可能是在西汉调整赃罪体系后, 以令新创 “苛人受钱” 罪名和独立的计赃量刑等级。     

从唐六赃到明六赃

自《唐律疏议》提出“六赃”后至明清一千余年中,我国封建法典普遍采用这一立法成果,并不断加以改革发展。它作为同经济犯罪——“赃”斗争的武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确保地主阶级私有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唐六赃到明六赃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唐以降我国封建王朝关于赃罪的立法过程,它反映了封建法同盗窃罪的斗争(主要是镇压贫苦农民)和同官吏赃罪的斗争。对六赃立法,清末著名律学家薛允升、沈家本作过考证比较,可惜颇多错失。一九三五年陈顾远著的《中国法制史》说及六赃,其中“官吏犯赃”仅寥寥六百余字。近年来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接连出了几部通史,但对六赃问题仍未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没有提及。一九七七年台湾林咏荣著《中国法制史》出到第六版,有关“六赃”也一笔带过。     

秦汉官吏赃罪考述

秦汉时代,赃罪是指一切用非法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本文仅研究官吏的赃罪。众所周知,官吏的合法收入是俸禄,而俸禄是受等级限制的,有限的。要满足无限的对财富的需求和欲望,只能靠法律外的手段。用法律外的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即赃罪。“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贱于下,然而奸吏富矣。”“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同赃罪作斗争,是封建国家对官吏进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

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周东平封建社会的赃罪，是与金钱和物资有关的各种经济犯罪的总称。官吏居官贪货财之利，则日贪赃，亦即所谓的官吏赃罪。就其实质来说，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以及其它比较轻微的经济犯罪。它的广泛存在并成为封建官场痼疾，严重地败坏了吏治...     

秦及汉初治狱程序中的“命”——从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谈起

秦及汉初对于罪人犯罪逃亡,案发后即启动治狱程序,罪人尚未归案也可通过“论”定罪量刑,所论为“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重罪则需“命”。“命”是“论”之后削除民籍、载于命籍乃至公开通缉等多种措施的总和。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规定了逃亡罪人在“命”后被捕得和自出的论罪方式,其论罪逻辑符合“数罪从重”原则。该论罪方式和逻辑与调整释文后的岳麓秦简《亡律》简051/2081、052/2039律文一致,但立法语言和律条结构在秦汉间发生较大变化。汉文帝刑制改革后,“命”适用罪名对应调整为“耐鬼薪白粲以上”,在西汉中期以后则逐渐突破重罪限定。从走马楼西汉简来看,确定“命罪”的原则演变为“加罪一等”。     

关于沈家本的《官司出入人罪唐明律比较说》——评沈家本著《寄簃文存》卷三中第五篇论文

什么叫做出入人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辞典》中第151页作了精辟的解释: “出入人罪我国旧制审判官吏对无罪者判罪、轻罪者判重罪,称‘入罪’;对有罪者判无罪、重罪者判轻罪,称‘出罪’。因故意而出入人罪为‘故出入人罪’,因过失而出入人罪为‘失出入人罪’。唐律对故入与故出处刑相同,失入较失出处刑重。宋代失出无罪,失入死罪。宋哲宗元祜七年(1092年)改定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论罪,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论罪(见《通考》一百六十七)。明清律与唐律基本相同。”“出入人罪”按《晋·灼注律》的解释: “出     

我国古代的“犯赃”与“治赃”

“赃罪”的历史沿革 在现代刑法中,“赃”是通过贪污、盗窃、受贿、诈骗、赌博、抢劫等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获得或企图获得的金钱或物质的统称。而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指某一类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同时又是指这一类犯罪行为本身,即指非法占有或企图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一系列犯罪行为的总称,而且,这类犯罪行为的主体即犯罪人,主要     

聚众斗殴罪疑难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和审判实践中 ,聚众斗殴罪是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主体 ,应视情况不同区别对待 ,应区分其作用大小 ,按责论罪。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由聚众斗殴行为转化而来的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行可否认定自首 ,关键在于明确“同种罪行”的确切内涵。在定罪量刑上 ,要切实把握立法本旨。区分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 ;不容忽视斗殴行为的对偶性 ;共同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转化形态下有其适用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定

对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明知”,是帮信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帮信罪“明知”具有间接性、单向性和预见性的突出特点。根据相关法解释,帮信罪的“明知”应理解为“概括明知”,其可能性认识程度应达到“高度盖然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证明具有简单化及认定标准过低等倾向。为保证证明质量,“明知”宜主要采取推论的证明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慎用推定方法。具体判定可以采取特征行为判定法、综合认定法和反证排除法。判断标准上,应将“常人”标准与个别性标准相结合。可区别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在“明知”认定问题上亦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从行贿方入手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考

治理商业贿赂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重惩治受贿者而轻打击行贿人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商业贿赂治理的效果。文章主要分析严惩商业贿赂中行贿方的重要性，剖析对行贿人惩治不力的原因，并提出了从行贿方入手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建议。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于高校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考

本文指出高校商业贿赂的严峻形势,着重分析了高校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提出治理高校商业贿赂,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教育,从财务制度上加强监管,从处罚力度上保持威慑力以及加快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等。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对消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的争议和模糊认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合理性证成——多学科、多维度的分析视角

我国物权法未明确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虽然学界对赃物应否适用善意取得已经论述较多,但是多学科、多维度的深层次论述仍不多见。有限制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在比较法学、法理学、民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多学科、多维度的分析与充分的利益考量基础之上,以便真正达到衡平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论杨万里的易学思想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 ,他认为《周易》一书是圣人通变之书 ,在研究《周易》时以古鉴今 ,古为今用 ,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同时 ,善用以史证易的方法。他认为易之道是天理。当然 ,他的易学观有浓厚的理学家的色彩 ,有时以《周易》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作注脚。从整体看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重视适用 ,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 ,有独特的个性     

宋江的忠与义

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对宋江的性格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他既是梁山事业的缔造者,又是梁山悲剧的制造者,忠与义矛盾对立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中,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他的一切看似难以理解的言行都可以从他复杂的性格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