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

哈贝马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脉相承,但二者在世界图景假设、哲学基础、理论性质3方面都有所不同:韦伯立足于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立来建构其合理化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普遍真理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世界图景假设是经验世界内的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对立,其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共识的交往合理性。     

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性质及其当代意义

立足于不同世界观假设,韦伯和哈贝马斯提出不同的合理化理论模式。韦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人神对立或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经验世界的行动者的互动基础之上。从韦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是实质合理化或形式非理性的;从哈贝马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虽然合理化潜力低,但在认识和伦理两个方面都具有合理化潜力。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解构后,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是力图在经验世界内重建社会秩序规范。由于儒家文化的合理化也发生在经验世界之内,它对当代社会秩序规范重建具有一定意义。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循环经济伦理的概念系统、研究对象与发展趋势

简要论述循环经济伦理的概念系统即价值理念与框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循环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是循环经济存在的道德合理性，二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学性质，三是循环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内在一致性及共同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阐明了循环经济伦理的发展趋势与创建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伦理学的四点设想。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生命的政治隐喻与生命政治的现代性伦理构序

生命的实践性和体验性特征使得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在经验世界中处于一种绝对内在的视角下,并依据某种身份认同而归属于某一政治共同体。这种生而为"承认而斗争"的伦理宿命就是人类生命中天然的政治隐喻。在现代性视域下,生命的自由和归属问题在终极价值解体和俗世王国权力建立的时代特征中展现为"解放"-"规训"两个伦理维度,生命政治的全部批判依照这两个伦理维度的内在张力而展开,并揭示了个体权利诉求和国家权力治理之间的三重可能性矛盾和对立。其启示性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生命管理主体的界定、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区分以及文化选择合理性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