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     

关中唐代地藏菩萨造像研究

关中唐代的地藏形象可分为佛装形、菩萨形、沙门形3种,时间为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其中,佛装形地藏是关中地藏菩萨的主流形貌.关中唐代地藏菩萨造像特色,就是地藏菩萨和其他佛、菩萨的组合.这样的组合并不见于佛经,应该是外来信仰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地藏信仰则走向另一个发展,侧重于地狱救度、地藏救赎重心的偏移,以及最终成幽冥世界的主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     

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

《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受广大信众尊崇和信仰,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诸经之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大量依据《法华经》内容塑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它们以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世间的多宝佛与现在世间的释迦佛连接在同一画面,借助过去佛与现在佛、存与亡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法身”的惟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这种二佛并坐像以直观感性的艺术手法使抽象的“法身”概念形象化、通俗化,以有相之造型艺术诠释“法身”的无相之理,因而成为《法华经》思想的象征性造像。     

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

通过分析四川地区唐代的菩提瑞像和中晚唐至两宋时期的毗卢遮那造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信仰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龛等两尊造像由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信仰的变迁和更替,另一方面,对于两尊名称发生变化的菩提瑞像来说,他们在毗卢遮那信仰兴起时代的装彩中获得了重生.信仰的变迁与造像的变化有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供养、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僧侣、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武人阶层中,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这些材料,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重果报的特征.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在佛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观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中原造图系统影响下安岳千佛寨多佛造像的辨识

四川安岳千佛寨第 51 龛表现的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的内容, 可称之为“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开亚于开元、天宝时期, 由两京地区传入, 反映唐代中原北方地区礼忓传统。经文中的末法思想被造像完整呈现, 与净土信仰结合可能与玄宗时期激烈的佛道斗争直接相关。四川地区佛教造像是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图像系统的映射, 在构建唐代佛教艺术谱系, 探究唐代忓法和末法思想内涵领域应受到更多关注。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丝路佛教传播与祈愿的情感表达——西安地区佛教造像题记旨趣管窥

历史时期,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关中地区佛教发达,本地民众为了表达对亡者、生者的美好祈愿,把希望、理想、福运都集中寄托在造像上,并通过题记表达出来。西安博物院藏有各时期丰富的佛教造像遗存,其中有很多在佛像台座、光背或碑侧刻有造像记,内容丰富,造像记所载把民众的内心世界通过祈愿的形式真实地刻画了出来,可谓其内心世界的自由流露,反映了民众向往富足、平静生活的心理愿望和内心世界,成为了解彼时佛教传播情况、民众信仰和内心世界最为直接和珍贵的资料。     

浅析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文明冲撞交融、社会秩序重组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地区是北方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北魏时期直到北齐阶段的诸多造像、刻经、寺院等佛教遗迹。基于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山东地区北魏佛教造像变化的轨迹,讨论其造型风格来源、流变,结合当时当地佛教传播、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特点...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武山拉梢寺大佛造像发愿文再辨析

武山拉梢寺大佛是北周时期有明确题记纪年的大型摩崖浮雕大佛,它为同时代佛造像断代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但遗憾的是,在“发愿文”中尉迟迥的职位及任职年限与《周书》当中的记载有出入甚至抵牾,这给拉梢寺大佛的开凿年代蒙上了一层纱.以《周书》《北史》为依据,通过史料的对比,可以厘清大佛的实际开凿年代和开凿背景,并进一步确证尉迟迥的身份.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中方言音韵结构共性与历史行政区划

从音韵特征共性看,关中方言地理东至晋西南临汾和运城两地区与关中毗邻的数县及豫西灵宝、卢氏两县,西达宁夏固原东南、甘肃平凉、庆阳和天水地区,南到陕南丹凤、山阳一带,北接陕北甘泉、延长一线,正好与史称的"关中"相吻合.这种方言地理与关中历史行政地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西汉到北魏近八个世纪里,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同属司州,北宋又同为治所在京兆府长安城的永兴路所辖,这三个地区方言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在这两个时期漫长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关中西部与甘肃东南、宁夏固原东南的联系自宋代就开始了,元明两代它们又同属陕西行省.正是由于行政地理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趋于一体化,关中方言才沉淀出自己的个性.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 ——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造像群的开凿年代及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初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断为北宋道教老君造像的说法,然而,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它应为佛教的产物;也非北宋时期的造像,应为唐代作品.任的观点比实际凿刻时间晚400多年,至今讹传近600年.     

论善化寺大雄宝殿壁画图像的时代性

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为辽代建筑,殿内现存壁画是清代康熙年间的遗作。文章通过实地考察,从壁画与殿内塑像的联系、与山西辽金壁画的比较、画中建筑的时代特征、画面与底层绘画形象的重叠以及画中所表现的华严密教思想等,论证了现存的清代壁画图像,可能是对金初原创壁画的描摹,或说是一种并不高明的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