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

文章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后乐村为个案,考察了建国50年来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并根据其呈现的"地方性知识",对一系列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观点作出了反思.指出村落商业在农村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村落场域拥有形成和发展商业的内源力,村落的现代化进程遵循着特殊的发展轨迹,测评村落现代化水平应有自身的特殊指标.     

村落复权、政党拓展与耦合调整

乡村振兴计划中“治理有效”的政治目标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乡政村治”“两委并存”为制度变迁的起点,各地尝试探索基层治理结构的创新形式。通过类型比较的分析方法,探究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变迁的结构-类型学,可以将自然村落层面的村民自治形式创新概括为村落复权,在行政村层面强化党组织政治权威、拓展职能范围概括为政党拓展,在自然村落层面实现自治单元和党建单元双重下沉概括为耦合调整。三种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迁类型各有适用的条件和功能。在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改变单一的制度设想,构建“一元多样”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一元基础,形成更具多样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样态。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风险与应对：新时期村落精英研究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村落精英由于其特殊的资源优势而拥有较高承担风险的能力,在行动中往往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成为推动农村社区变迁的一股重大力量。以H省东北部的河村为具体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观察以及访谈法,对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精英治理模式展开分析,将村落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3类,并指出不同的精英群体面临的风险不同,所承担的后果也各有区别,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各有差异。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所承担的风险,并尝试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在体制上、政策上规避村落精英的风险,对过渡时期的这种农村治理模式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村落变迁:动力机制与意义阐释

以陕西三个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村落变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变迁是由制度、市场与农业技术三大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目前在陕西农村,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村落并且各自呈现不同的变迁状态。     

湖南村落经济发展问题及政府职责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经济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村落经济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目前,湖南村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点是:村落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落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村落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村落经济发展越来越超出村落范围。发展湖南村落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做好规划、引导、支持、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空间区隔与信仰等级观念中的村落政治与社会性别权力——对青藏高原东南地区一个藏族村落的人类学考察

通过对滇西北德钦县尼村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族传统的空间区隔与信仰等级观念影响下的村落政治与社会性别权力结构。内部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当地男女两性分工与权力实践体系的基本结构,并在村落政治与信仰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农村社会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下,两性在不同空间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全面展现了当地村落政治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对农信息传播供需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首先对对农信息传播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行为表现进行了考察.信息供给者角度主要从国家对农媒介资源硬件供给和内容产品软件供给进行分析;信息需求者角度主要以对江苏省淮安市和福建省永安市的农村受众大众传播媒介拥有、接触频率、接触内容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信息选择或然率公式对信息传播的供给者的信息传播行为和需求者的信息接收行为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信息流通的相关建议.     

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本文基于三年的参与观察和二十余例的个体访谈，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采用名为“成吉思汗纪念馆”实际建造关帝庙的过程。认为：“借名制”是民间信仰在当代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村民的努力、乡土权威的支持和政府部门的通融，是小传统在大小传统相互碰撞的空间里的文化反映，是缓解紧张关系、构建有机社会的一种生存艺术。     

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 ———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

文章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个案,对建国前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建国前该村人口流动迁移以到东北务工经商为特色,对村落经济、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村落人口的流动迁移既受外部政治环境、乡村土地制度的制约,又受村落本身生态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以及移民文化等的影响。对该村的个案剖析可以看到近代华北乡村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机制,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黑地·病地·失地 —滇池小村的地志与斯科特进路的问题

文章是关于一个农民社区的地志（topography）。文中描述了滇池东岸的一个村庄——小村过去50年的景观变迁。半个世纪以来，小村农民在与地方环境及政府周旋和协力中，改变或制造村落景观。农民与政府协力的共同背景是发展主义知识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整体上并不坚持所谓“传统”。这种“不坚持”更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条件等所强化。此外，农民需要从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态性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能降低生存风险的空间。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比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更激进。如搞条田化放弃耕地和拆老房子盖新楼等。在当代，发展主义已经是一种“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为国家和农民所共享。用赫茨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狡猾的计划制定者和科学家们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他们已经促使众多公民和众多国家为他们的‘愿景’而骄傲”。与此相关，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现代化项目之间没有张力。这种共度性（commensurability）一方面提供了快速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如果从当代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角度去看，则会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协力发展”是导致今天滇池地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晚清社会与乡绅权威的塑造——以河内县寨卜昌村为例

乡村社会史的视角,利用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见之碑铭、家谱等资料,探讨了卜昌村王氏在面临近代基层社会秩序急剧动荡变化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分析了王氏如何利用清政府制度并通过实施一系列文化措施树立起自己在乡村中的权威,成为新的社会秩序重朔过程中的领导者和整合周边乡村的组织者,并在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了自身的权威。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为例

通过介绍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现状,从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弱经济基础是如何支撑村民自治上层建筑的,弱集体经济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包括三个方面：弱集体经济导致村民自治物质基础薄弱;弱集体经济弱化村民政治参与;弱集体经济影响乡村关系,扭曲村级自治主体价值。村民低收入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也包括三个方面：村民低收入削弱政治参与动机;村民低收入制约村级社会层次分化,村民民主政治诉求淡化;村民低收入影响教育投资,构成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障碍。因此说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贫困制约村民自治制度正常运行,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缺乏经济动力和支撑,在加强村级民主建设过程中,需要夯实民主的经济土壤。     

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沙市农村地区大学生村官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影响。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政府应该健全大学生村官的保障体系,完善大学生村官的退出机制。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