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     

《墨经》之知音 墨学之功臣——评雷一东教授《墨经校解》

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并称"世之显学".两汉以后由于儒学独尊和儒家长期力辟杨墨,墨家日渐隐没,墨学几成绝学.经过近两千年的冷落和沉寂,原本71篇的<墨子>只剩下53篇,十分难读.     

中西、古今交融、交战下的先秦政治哲学——关于比较哲学方法的一些思考

本文指出,展示中国崛起的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是用"接着讲"的办法来论证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相关性.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笔者论述了为什么<论语>是有着最大的优势与潜能的哲学经典之一,并阐发了阅读<论语>这样的哲学经典的方法.为了展示<论语>与先秦政治哲学的当代相关性,笔者认为它需要与中国传统哲学内部的不同哲学流派和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的重要哲学流派进行对话,并回应当代自由民主这一主流政治价值的挑战.为此,本文试图展示先秦政治哲学如何进行这样的对话.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体现了中华道统。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个朝代的编辑家都以弘道的精神,勇于变化和创新,使中华编辑学源流浩浩荡荡。刘知己和冯梦龙的编辑思想更具中华道统意义。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关雎》"后妃"说索解--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之四

《文木山房诗说》以“后妃”为题,专就《关雎》诗旨做一般性的理解和认识。虽无特别的见解,但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吴敬梓的文化思想有相当佐助。概言之,吴氏倾心于传统“经学”之术,仍不贰乎儒家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