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探究

目前,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将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进行历史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依据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正式纳入其托管之下,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为中日发生钓鱼岛争端埋下了伏笔;冷战结束后,美国又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处于"模糊中立";截止当今阶段,美国政府"小心翼翼"的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持观望状态。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分析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演变过程 ,表现出了由消极到较为积极再到消极的环境外交发展态势。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发展同其冷战后总体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 ,是其总体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受到国内外 ,尤其是国内诸多因素的限制 ,这些限制是美国环境外交跌宕起伏的原因。总体来看 ,冷战后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完全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全球环境领导责任” ,我们有必要分析、认识这一演变过程及其政策实质。     

理想与现实交错下的美国对印尼非殖民化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印尼非殖民化政策经历了国际托管、不干涉、中立和压服荷兰明确支持印尼独立四个阶段的变迁。在这一政策变迁中,美国反殖民主义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从根本上推动这一变迁的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了保持与西欧盟国的团结,美国的激进立场在二战末期开始退却,不再主张国际托管印尼,采取不干预政策。然而,荷兰顽固的殖民政策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基于自身经济、安全利益和冷战时期全球政策目标的整体考虑,美国改变了中立的态度,最终选择支持有反共倾向的印尼走非殖民化道路。     

霸权心态与人权异化——兼评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霸权心态源于清教文化中的使命观与"救世主心态",并由此演绎出诸如"负有传播先进文明、教化落后民族义务"的思维模式.基于美国特质文化的霸权心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权外交理论.美国人权外交绝非出于利他性目的的,而是同其认知界定的国家利益(主权利益与强权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权目标服务于国家利益.在霸权心态驱使下的人权外交实践实际上成了人权异化于其本质内涵的载体.美国人权外交的非策略性决定了人权异化的持续性.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霸权欲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割裂人权概念的完整性与历史性、人权高于主权和人权双重标准等人权异化现象仍会长期存在.     

评美国的价值观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大特色。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本身已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在其全球战略中提高到非常高度,其实质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害人害己,注定要失败。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中国抗战初期格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评析

1937年7月至12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力主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这种主张并非是一味的消极退让的产物,而与格鲁对远东形势发展的预估和设想有很大关联。在他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外交技巧,就可能同时兼顾美日关系、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和其所坚持的原则,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格鲁的外交观和他对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人士在远东外交问题上的一种思路。     

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主义的误读

在分析民族自决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自决的关系进行辩证的探讨,明辨民族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的误读,对廓清民族自决概念的混乱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

朝鲜半岛是冷战的焦点地区之一。两极格局瓦解后,冷战阴影在朝鲜半岛仍然挥之不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朝鲜半岛冷战现象更多地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体现了美国东北亚外交的主导性。美国继续并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外交是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需要。当代关朝关系发展体现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独特性。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新视阈下的美国和平队评析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它为美国运用文化＂软权力＂征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使美国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获得主动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美国民众,改善美国政府外交形象,实现志愿者组织社会功能方面,和平队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本文试图走出＂冷战工具＂的窠臼,探讨在后冷战时代和平队给予我们的启示。     

软权力论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这一点在外交方面表现出其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传统而发挥引申的,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就是其中成功的范例。软权力理论将美国历史上固有的使命观、例外论、"天定命运"等思想推陈出新,赋予其崭新的面目和使命,即美国外交应抛弃仅关注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适时地注入世界利益,使"独善其身"与"兼及天下"合而为一,最终服务于美国霸权,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保持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学术活力。     

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输出”

"价值观输出"始终存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冷战后,美国更加重视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来整合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的输出主要围绕着"建立美国价值观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在实现手法上表现出由温和到强硬的发展态势,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实质是美国当局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政府对价值观输出的高度重视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     

印(尼)马对抗与美印(尼)友好关系的断裂

"印马对抗"是1963年印尼反对英国建立"大马来西亚"而引发的区域冲突,对美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认为英国的"马来西亚"计划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反共事业,但又不希望美印(尼)关系受干扰。为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同时为保障对印尼援助计划的顺利实施,肯尼迪政府曾向英国和马来西亚施压。肯尼迪总统遇刺成为美国处理印马争端政策的转折点。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在尝试多方斡旋失败后,迅速转向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导致美印(尼)友好关系在1964至1965年期间陷入破裂。美国的立场选择是引起两国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印尼日益激进的革命外交与美国反共遏制战略之间出现严重冲突。     

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构建:过程、动因及启示

反对“官方文化”(officialculture)的传统理想主义思想造成美国官方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以反击德国法西斯对其后院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为契机,美国政府逐步建构了官方或半官方机制、凸显其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主角地位;并藉冷战的现实需要,频繁变更文化外交机构。理想主义思想推动国会立法,以明确政府在文化外交活动中的适当角色以及保障相关项目的拨款。外交决策者现实利益的追逐和教育文化界理想愿望的祈求之间的较量使得机制建构过程复杂,但相对成熟。中国在完善现有的文化外交机制的过程中,可从美国早期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试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对美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大大衰弱,在这种衰落中如何保持英国曾一度引以为自豪的大国地位,使英国尽可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成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主要目标。艾德礼政府在为英国争取更大利益方面显示了其灵活的外交技能,能够适时地抓住机遇,把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再次加强,促进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冷战"启动,英国借机谋取利益。     

新冷战思维导因分析

冷战期间,冷战思维一直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头脑,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杜鲁门主义到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从卡特的“人权外交”到里根的“有限推回”,都深深打着冷战思维的烙印。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表示要实行与冷战期间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但冷战结束10年来的风风雨雨表明,冷战思维并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布什、克林顿直至小布什,     

二战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与走向

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背后的动因就是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本文以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三项利益——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分析框架,将二战以来的美国对非政策划分为冷战时期、冷战结束至"9·11"事件爆发和"9·11"事件以来三大阶段,梳理在各个时期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及据此推行的对非政策。基于美国在非洲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判断,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的对非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自"9·11"事件以来确定的美国对非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美国钓鱼岛政策的缘起与演变

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它肇始于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对钓鱼岛的军事控制,根源于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战略,随着战后美国东亚乃至全球霸权战略的变化而逐渐演变而成。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炮制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并通过片面援引该条约把其对钓鱼岛的占据"合法化",埋下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种子。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签订非法的《归还冲绳协定》,把钓鱼岛的施政权一起交给日本,从而引发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同时以"中立"之名行偏袒日本之实。冷战后尤其是"重返亚洲"以来,美国把《美日安保条约》与中国钓鱼岛挂钩,从而加剧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不仅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而且是近年来争端激化的"幕后黑手"。总之,美国的钓鱼岛政策违背法理,是美国一贯坚持的霸权逻辑的必然结果。     

冷战后尼克松有关欧洲的战略思想论析

冷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以后,尼克松冷静地分析了美国在欧洲所面临的战略形势,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推出一个适应冷战结束后形势变化的新的欧洲战略,否则就会被欧洲的变化所抛弃.为此,尼克松为美国设计了冷战后的欧洲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以北约为核心的"跨大西洋的大家庭",从而确保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并借欧洲之力支配全球事务.尼克松的有关战略设想,如扩大和改造北约、援助东欧国家并把它们纳入西方阵营、加强跨大西洋联盟的建设等等,与美国政府后来的政策实践,基本上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尼克松外交战略思想的现实性与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