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再探讨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与当前制度化参与途径短缺同时并存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基层官员的寻租行为、政策失误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农民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不足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影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催化剂.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乡镇政府主导下的多元调处机制研究——以山东省DM乡群体性突发事件为视角

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乡镇政府在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元调处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但乡镇政府主导参与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多元调处机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探寻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原因,深入研究其体制、机制的不足,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调处机制,对提高乡镇政府应急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实现村民自治及建设小城镇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政治型事件增加,组织化程度提高,而且冲突形式逐渐升级。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基层政权政治整合能力差;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防止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对策:一是调整利益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三是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四是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新旧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村电子政务建设的滞后、利益代表组织缺失,导致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因而呈现非制度化参与扩增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的困境。鉴于此,可以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三方面促进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而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基层民主的奋斗目标。     

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必须要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组织设置等方面创新思路,创新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切实探索能够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水平的对策。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才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山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陕南洋县金水镇诸村为例

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既影响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又事关中国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陕西南部的山区农村,由于农民的参政权利有限,参政渠道单一,参政范围狭窄,参政制度不完备,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建设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间合作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环境,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村民自治视野下边远地区农村白族妇女的政治参与研究——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为例

以白族妇女为例，选取较具典型性的千年白族村——诺邓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政治参与置于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可发现，边远地区农村白族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参与意识较为淡漠、参与层次较低、参与形式较为单一等，且其参与深受社会经济、体制、文化和自身因素的影响，而欲完善其政治参与，则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强化政府与妇联组织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并建立健全相关的政治机制。     

农村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困惑及破解探析

农村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的缺失、社会环境中不良信息的冲击、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失效、农村未成年人自身的局限等方面的困惑。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村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促进农村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与道德修养的升华,才能破解这一难题,进一步增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农村籍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

现阶段我国高校中农村籍学生的比例在不断的扩大,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村籍大学生在入学后却由于城乡差异受到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强大冲击,面临着就业的压力与生活的负担,极易产生各种思想波动,给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分析农村籍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的基础上,讨论了当前这一群体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政治认知视角下的妇女政治地位分析——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数据为依据

妇女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妇女的政治认知水平深刻影响着妇女的政治判断、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方式,直接决定了妇女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最终会决定妇女政治地位的高低。目前,影响山西妇女政治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差异、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性别意识等。为此,应全方位夯实女性经济实力,保证认知基础;多渠道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认知素质;逐步树立全社会的性别意识,创造认知环境;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认知总体水平。     

论案例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的运用

案例教学的主要特征是:讨论对话而非灌输独白,集体合作而非个体单干,批判反思而非结论教条。思想政治教育课运用案例教学,有利于学生贴近现实生活,提高分析、解决社会思想政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培养思想政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案例教学应遵循准备、阅读分析案例、课堂讨论、课堂评价程序,编制高质量案例,优化教师案例教学的知识结构,更新并培育师生的共同学习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