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边地的魅力——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审视

边地作为一种文化和生态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描写边地的作品也多是放在乡土文学的范畴中来笼统的阐释，没有很好地突显边地的魅力。在文化生态的视野下，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以具体的边地作家的创作来分析边地小说，可以发见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再思考

文艺学的边界问题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问题起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向内转”转变到90年代的“向外转”,从文学自身的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从而产生了“越界”的问题。从学科发展逻辑来讲,文艺学研究向更宽泛的文化的扩展是积极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批判的态度可能产生了对学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销蚀作用。因此,文艺学研究在向文化扩展的同时,也需要回到文本、强化对具体现象的研究。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文艺学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

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本体论生发于审美文论对文艺主体性及内在规律的探讨;成熟于本体论文艺学对于文艺作品、形式及语言本体意味的追问;最终又在解构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形而上意义消解中被颠覆和拆除。作为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艺学发展的主导走向,它的建构与解构过程标示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整体演进、文化背景的转换及哲学观念的位移。     

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

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是北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得以待诏文林馆者多为以文学经术见长者。北齐文林馆的基本构成包括“山东”作家和由南入北的作家两部分,而以北方士族为主干,其年龄分布也较为合理。文林馆的设立代表着北齐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是整个北朝文学逐渐赶上南方文学的一个标志。     

20世纪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生论

2 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正式启动于 190 2年。该年度兴起的启蒙文学理论思潮质变性意义表现为从一种单向度的文学功能观发展为视小说为一切文化变迁的中介和多层面的文化结构观 ,从文学的“工具性”命题上升到一种“关系性”的命题 ,同时它也预演了一场接近白话文学运动的文学“俗语化”运动。在此推动下 ,启蒙文学创作迅速崛起 ,呈“潮涌”之势。这些作品从三个方面初步建构了启蒙文学的基本形态 :强烈的主体启蒙意识、“文明批评”的思想意向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范式。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和话语形态: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一个高潮期,即文学史研究的性别审美视角确立时期,妇女文学史著作和“作家论体”批评成为该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突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论等多种成果成批量问世,蔚为大观;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的哲学、美学的更高层次,理论建构趋于成熟,女性学、女性文化诗学已形成一门具有世纪性和世界性的显学,女性文学研究队伍业已形成。     

论民俗表演艺术样式的译介及其意义

民俗表演艺术样式是一种文学性与艺术性并重的、根植于民间的群众性艺术表演体裁,广义上可以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对这类题材的译介从本质上来说包含着言语维度的文本转换与非言语维度的艺术表演性传递两个环节;而就其意义而言,不但可以输出"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还可以推动文学、文化与艺术的多元互动与交流,进而促进本土文学文化多元系统与世界文学文化多元系统的和谐建构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