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试析《瓦尔登湖》对《四书》的引用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对儒家经典<四书>的引用多达九处,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个人哲学观点的影响,这些引用大多是"创造性的误读和阐发",与儒家原典"貌同而神异".另一方面,在那次"异国思想联姻"中,梭罗与"知音"老庄却失之交臂了.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

洪秀全及其同仁为了让基督教信仰适应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并符合他们缔造地上天朝的政治理想.继承传教士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实现基督教的转型,从而开创了基督教的次生文化.洪秀全本人在一系列异象下产生的神秘宗教体验,以及他屡试不第而对科举考试滋生的绝望情绪,促使他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并重新诠释圣经.他抬高圣经的地位,打压儒家著作.洪秀全自称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启示,借此建立起独立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尽管他从根本上否定儒家传统,但是也采借了儒家伦理道德训诫,努力净化圣经里失礼、猥亵的情节.圣经亚洲诠释学首先要处理<圣经>在所谓"非<圣经>世界"的接纳问题,太平天国在诠释<圣经>方面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圣经亚洲诠释学提供了极佳个案.     

价值哲学视阈中辜鸿铭儒家经典翻译批评

围绕辜鸿铭儒家经典翻译产生了三个层面的翻译批评,价值哲学中的评价理论有助于分析和阐释辜氏从读者身份的评价主体向译者身份的价值主体的转变.作为第四层批评,对辜氏翻译的道德价值评价强调翻译批评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