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古代之人文地舆考识

据湘西里耶秦简、新蔡葛陵楚简、郴州出土简牍和其他古籍,可知郴县并非在秦始皇始置,它至迟在战国已是楚国之县。“郴”字有不同的早期字形,分别具有不同的人文意义;郴州在上古有丰富的药材、香料、染料等出产。传说人物“郴夭”,应是神农尝百草过程中涉险共进的同伴。     

宜昌始设郡治考

本文通过考证,梳理了宜昌始设郡制到增设郡领县制以及郡之称谓由"临江郡"到"宜都郡"的演变过程,说明宜昌首设之郡"临江郡"的郡治就在今伍家岗区伍家乡共联村的临江坪。针对旧志中有关"临江城当在今宜都境"的另一说法,文章把历史演变情况与文献资料记载,结合进行分析比较,理出了合乎逻辑的线索,得出了曹操首置"临江郡"、刘备改置"宜都郡"、孙权承置"宜都郡",其郡治都在夷陵,不在夷道即今宜都,其中曹操所置"临江郡"郡治在夷陵县"临江铺"即今临江坪的结论。     

《秦郡新考》辨正

秦郡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从已故谭其骧先生的秦四十六郡说入手(1982年谭又修正为泰四十八郡，除去所含《汉书，地理志》的泰三十六郡，谭氏新考出的实为十二郡)，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对谭氏新考出的十二郡逐一加以分辨．笔者肯定其中的黔中、闽中、东海三郡，见诸《史记》，为秦郡无疑，余下的广阳、陈郡、胶东、济北、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九郡，概非秦郡。泰一代置郡的总数应是《汉书·地理志》所标注之三十六郡，加上黔中、闽中、东海三郡，共三十九郡．然而，不可谓秦的郡制为三十九，泰一代郡制应如《史记》和《汉书》所言，是三十六郡。     

汉武帝建珠崖七郡名义新释

《汉记》所谓“开犍为、朱崖七郡”，与上下文抵牾，不应该出自班固的文笔。“珠崖七郡”的构词方式，与《居延新简》“南海七郡”简文或许类似。以珠崖为代表称“珠崖七郡”，似考虑到了珠崖郡得名与珠宝的关系。“珠崖七郡”应该指汉武帝定南越置同样出产或输入犀、象、玳瑁的七个沿海郡，即：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

辽西郡的设置,始于战国时代的燕国。《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说明燕国在设置五郡的同时,并在其北界修筑了长城。后来秦始皇灭燕,仍置辽西郡,西汉因之。《汉书·地理志》云:“辽西郡,……县十四: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交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     

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

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高维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武帝击败匈奴后所置。其后为防止匈奴入侵，汉王朝在那里派驻了大量军队屯戍。这个地区军民共处，情况与内地殊异。这里的商品交换是怎样进行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掇缀有关的汉简材料，再征以相关典...     

从西南到西北——历史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考释

武都郡置郡至今,其区域归属经历了西南—中间地带—西北的变迁。武都郡地区呈现出的这种从西南到西北的历史轨迹是由地理位置、区域观念、郡境调整、民族格局和南北政权对峙等因素造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因素强弱轻重不同,导致了武都郡地区处于西南与西北之间一种过渡地带的尴尬境地,也喻世了武都郡在边疆化与内地化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中摇摆不定,这对武都郡地区历史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秦王朝国庆( “十月朔”) 与新年的合一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因为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采用《颛顼历》,所以就把夏历十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十月朔也就成了全民欢庆朝贺的法定节日.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改历与置闰,秦原来形成的节庆活动也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现象中了.     

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

揭岭在何处，揭阳何时开始建县，秦朝和赵佗南粤国时有没有设置揭阳县，最早的揭阳县城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岭东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和作者实地考查所取得的资料，从多方面论证，回答了这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华阴之战与姚苌叛秦

华阴之战是前秦氐、羌关系的转折点,此役前秦军队战败,苻坚怒杀了姚苌派来请罪的部将,结果姚苌惧逃马牧,起兵反秦。关于华阴之战的过程,史书记载虽颇为简略,但正是这次战役导致了氐、羌关系的破裂,淝水之战后,本已危机四伏的前秦政权更加雪上加霜,从根本上动摇了前秦在关中地区的统治。     

论伯益族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伯益部落是东方以鸟为图腾族团中的重要一支 ,系嬴姓少昊的后裔。伯益在舜帝时任掌管山泽的“虞”官 ,政绩突出 ,又佐禹治水 ,造福于民。舜帝以其功封于秦 (今河南范县 )。他在皋陶卒后 ,又被推举为禹的继位人 ,地位显赫。夏启夺位称王后 ,伯益子孙被封立数国。其中秦、赵两国势力较大 ,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横扫六国 ,建立主宰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为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阴之战与姚苌叛秦

华阴之战是前秦氐、羌关系的转折点,此役前秦军队战败,苻坚怒杀了姚苌派来请罪的部将,结果姚苌惧逃马牧,起兵反秦。关于华阴之战的过程,史书记载虽颇为简略,但正是这次战役导致了氐、羌关系的破裂,淝水之战后,本已危机四伏的前秦政权更加雪上加霜,从根本上动摇了前秦在关中地区的统治。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