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本文以大金川土司这一与周边嘉绒藏族土司、中央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尝试讨论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的政治宗教关系与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认为随着中央王朝权威在嘉绒地区的逐渐深入,众土司与大金川之间的联姻与宗教联系未成为抉择彼此间关系的最终因素。     

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颁授给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分析,指出多数土司在受封之初,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这与嘉绒藏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明代特殊的治藏政策有关.直到清代中前期,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宗教色彩才逐渐淡化.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容美土司不仅是湖北地区土司的霸主,也是湖广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一.正史中有关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记载较多,而对于土司内部的关系却存在记载的缺失.<容美纪游>对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容美土司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领土边境的安全.该策略在<容美纪游>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印证.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参加军事战争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兵参加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战争活动,不仅维护了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但在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危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     

元明清时期湘西土司的设置与变迁

湘西土司是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特别是土家族土司的重要组成部分,级别高,数量多,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在中国土司制度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是最有代表性的土司之一.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湘西境内所有土司的设置与变迁进行详尽的资料梳理,对许多矛盾史料进行了考证辨析,对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土司进行了史迹钩沉,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湘西土司的历史全貌.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酉阳司权力赋值绩效研究

在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中,中央王朝对每一个土司都有一定的权力赋值,这种权力赋值既是各地土司的一种"权力边界",又是各地土司管理辖地民众的权力来源.各地土司就通过这种权力赋值,临政治民,彰显其权力赋值的"绩效".关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权力赋值绩效问题,目前学界少有研究.故这里仅以酉阳司为例,探究其相关的权力赋值及其绩效问题,以期深化对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探究.     

山神、庙宇、土司与康东社会秩序——基于四川康定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

鱼通位于康区东部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山神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将家屋、村落和区域社会连为一体,形塑了社会秩序。在山神信仰的基础上,在土司的作用下,各式庙宇及相伴而来的制度宗教、神灵以及组织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并与原有的山神和社会结构叠合。一方面,因元代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土司与寺院主导的地方历史又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嵌:一方面运用既有的传统信仰来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同时,这些不同事件又产生不同意义,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和调整。在地方宇宙观与外来的普世宗教观接触中,山神代表的早期社会结构、元代后萨迦派庙宇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因土司制度的引入和连接,使得社会呈现出来更复合的形态,体现了藏边社会特点。     

改土归流与水西彝族社会秩序的重建

改土归流不仅仅是国家体系范围内的权力再分配,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调适过程。中央王朝经过数百年的管理实践和经验积累,已经逐渐具备对土司地区的掌控能力,权衡利弊,中央王朝决定废除土司,改设流官,实现政治一体、经济整合、文化同质的目标。改土归流没有使水西彝族社会秩序产生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在缓慢的文化适应和生态适应进程中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逐步完成了权力体系、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重建。     

近代史上藏族康区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晚清康区改土归流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晚清政府抛弃传统的因地制宜的"羁縻怀柔"的治边政策,开始走上化边疆为腹地,国家建设政治一体化之路。改土归流成为国家重构康区政治秩序的制度性选择,改土归流剔除了地方土司的割据势力,使得中央政府的力量延伸到了基层民族地区,开启中央王朝在康区大规模行政建制的滥觞,逐步将西南边疆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行政建制中来,近代康区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得以实施。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土司制度下的“准”法律制度

土司制度具有准封建性、准法律性，对封建中央王朝负有一定义务。它确认了民族风俗习惯、禁忌、族规、家训的合法有效，是封建统治王朝最终找到的统治少数民族地区最好、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手段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试论北宋初期对龙蕃首领的授职与政局变迁的关联性

授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之治”的重要手段。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职的有无、多少、高低不仅取决于其首领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度、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清楚地说明其间的关系,本文拟以北宋初期西南诸蕃中的龙蕃为例,探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授职与全国局势变动的联系,以说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授职的具体政治功能及内涵。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砫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