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湘西永顺土家族文化旅游发展刍议

在新世纪新一轮的区域和全国旅游业的竞争发展中，湘西永顺作为我国土家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应加快实施以土家族文化振兴旅游的发展战略，着力推出“湘西永顺--中国土家源”的新旅游品牌形象，藉以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当地的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提升重点旅游景点的品质，从而在湘西乃至全国确立起核心竞争力优势，实现旅游业的“二次创业”。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民俗视域下的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是一个民俗史料、民俗著作丰富的国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是中国民俗学的优势,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不能忽视的的学术重点。在民俗学视野下进行历史民俗文献研究,要求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准确的学术界定,充分发掘并重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民俗学者以严谨的学风开创了历史民俗文献的学术风尚,现今中外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进程。同时,历史民俗文献研究存在着许多研究薄弱或缺失方面,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的缺失偏颇,另一方面也启示这是有待开发的学术宝库。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的史料价值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土家族卷》是近年来贵州新出版的一部土家族田野调查报告专集,其内容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本文从研究土家族的民间习俗、社会记忆、经济发展过程等不同视角对本卷民族调查资料选编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湘西民俗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依托湘西四大古镇,开发特色集市旅游。二、深度挖掘湘西特有的文化资源,打造品牌民俗旅游产品。三、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树立和谐发展观。四、运用多元化的营销手段,扩大湘西民俗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五、优化旅游投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开发的独特性、保护性、参与性、文化性、市场导向性、乡土性和古朴性的原则。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文学意象、景观叙事与文化重塑——沈从文《边城》与湘西边城互构的考察

景观是由实体环境与文化意义交互作用而生发和演进的叙事系统。湘西边城通过命名、造景和解说等叙事策略关联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实现景观的历史背景、文学幻景与旅游实景的叠合,以唤醒记忆的特殊方式凸显地域特色,进行文化传承、意义表达和价值重构。边城文化在景观制作、关联记忆、审美体验和景观认同等文景同构过程中得以重塑。湘西边城景观内涵经过历史、文学和现实生计等方式得以重新定义和解说,实现从民族传统小镇向现代特色旅游名镇的转型。     

民族历史记忆的价值重构——以湘西苗疆边墙为个案的分析

民族历史记忆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重构不仅是保持民族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实现历史记忆价值的主要途径;历史记忆建构通过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价值重构,因此应以发展的视角去认识民族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     

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

世谱、宗谱、家谱,总称谱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此文着重分析了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认为该谱所载史事与正史、地志基本一致,对先人业绩并无夸张过誉之辞,所以可靠性较大;该谱叙述世系清楚完整,为他书所未见,可补正史、地志之缺;该谱还蕴含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更可拓宽越文化研究的领域。由此可见,搜集、整理和研究大禹后裔宗谱,任务急迫,意义重大。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

从文化存续与理解的角度说，地方性知识需要历史叙述，其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人群的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往往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符号的运用，从而才能形成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文本书写，因而必须认识其认知特点；传承意义上的文本书写主要指文字（或图形）符号的编码过程，而且是地方性知识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