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粮食安全迷思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保障和落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本研究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认知出发，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主要成因。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行政压力下将粮食安全理解为一个行政目标，农民对粮食安全的感知则源于个体的日常实践。在他们看来，粮食安全面临三重困境：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与农村劳动力短缺是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土地政策刚性、种粮补贴政策不完善以及生态政策的抵牾效应构成其制度性障碍；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存在的诸多主观或客观问题则使其陷入主体性困境。本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大粮食生产保障力度、统筹协调各类政策落地、积极引导生产者种粮等举措保障粮食安全。     

农民教育培训与乡村振兴战略契合关系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区为例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例,从规模、结构、层次、规格等4个维度分析了农民教育培训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契合关系。延庆区多年来积累了农民教育培训的丰富经验,推进了都市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文明和社区治理的发展,提升了乡土人才的层次和规格,但存在人才存量不足,结构短缺,人才层次和规格需要进一步提升等问题。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人才战略,应推进政府统筹规划、完善多主体有效参与、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强化农民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细化教育培训分类,以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民族地区农业振兴的实践困境与经验启示———基于西藏B村的考察

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推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农业是根本。本文遵循经验研究路径，以西藏B村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将该村的农业发展现状和效益以及农业在乡村产业意义上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认为B村的农业实践困境有二：一是缺乏对现代农业和社会化农业的认识；二是内生性发展和外部市场乏力，制约了产业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内生性发展角度，力图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实现社会化农业、盘活乡村内外资源、培育乡村内生性力量、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来化解当前西藏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困境。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干部的主体性困境突围

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是最重要的基层治理主体和乡村领导力量。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重任必然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但是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乡村发展面临人才紧缺。从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来看,基层干部面临着双重压力和双重风险的主体性困境,破除这一困境的长远之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现阶段要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困境突围,必须构建起完备的人才支持系统,不仅要提升干部自身的治理能力,而且要推动其他主体的参与并加强其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实现由"政府本位"向"农民本位"的功能转换;通过严抓"关键少数"来优化基层政治生态;鼓励并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大力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加强农村社会工作建设,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农民政治参与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面临政治参与主体性弱化、参与方式非制度化和参与环境复杂化等现实困境。乡贤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能凝聚乡村人文精神、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农民政治参与,需要从提炼乡贤文化精华,丰富政治参与文化积淀,发挥乡贤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完善政治参与制度保障,搭建平台吸引乡贤返乡,夯实政治参与经济基础等方面共同构筑保障体系。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实现农业多功能性、促进农民增收、改善乡村治理方面作用显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土地供应紧缺、产品业态滞后等问题,亟待通过组织模式优化、制度创新等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组织模式优化角度,提出了以新型集体化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命题,在归纳总结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并从增加制度供给、增加财政投入、增强农民主体性、优化组织形态等方面提出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开发，一支文化素质高、多元化、强大的乡村实用人才队伍是乡村发展的有力支撑。要坚持把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是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对推动农民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辽宁省乡村人才队伍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人才体系不完善，发展载体不足等问题。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科学统筹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注重人才分类培养；不断完善乡村人才评价机制，为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解决方案，确保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人才振兴为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智力支撑，但存在着乡村人才数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完善、人才专业化程度低和人才引进难、流失严重等现实困境。培育本土新型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回流，鼓励社会人才投入乡村建设，成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路径。为此，应当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机制保障、加快产业发展，统筹推进人才部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活力、吸引人才回流。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策略选择——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的研究

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影响力、生产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及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剖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村文明”为阶段性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来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展之路不应该是一条单调的发展之路，而是兼及经济、生态与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其一，建立若干适当的产业集群，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其二，积极保护原产地的自然环境，倡导生态农业；其三，深入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历史意蕴，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