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20年袁枚研究述评

20世纪后20年学界是袁枚研究史上的丰收期,有关袁枚研究的种种课题均获得了全面的探讨和深入的开拓。生平研究上,《袁枚年谱》考释详明而持说公允,超迈前贤。随园诗学诗作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对“性灵说”“源”与“流”的深细探讨,创获甚多。而《性灵派研究》对整个性灵诗人群的全面、系统描述,可说是本期袁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论司马光《易》学思想的两个支点

本文以《温公易说》为基本资料,探讨司马光《易》学思想中义理和象数两个支点。认为义理以“中正”为中心,贯穿于自然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各个方面;象数则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勾勒《周易》的数学统摄模式,与《潜虚》的象数模式有内在一致性。象数与义理的后先次第及其联系,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内在结构。     

象·实象·假象——“易象”与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理论的关系问题

《易传·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是一部“象”书,“易象”是其核心。“易象”的特点是通过描绘具体事物,构成种种形象逼真的“象”,以比喻、象征一定的道理,其具体方法有“实象”和“假象”之分,这与文学艺术的通过创造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思维和认识方式颇有一致之处。《易传》认识到了“易象”的这一特点,它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卦象”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取象”说和“言”“意”关系说,对“易象”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描述。《周易》虽然不是一部文学     

儒佛心性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

“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在学术渊源方面,受到了儒佛心性论的影响,尤其是王学左派心性论所体现出的灵知活泼、道德色彩淡化的特点以及禅宗心性论的主体特征和《宗镜录》心本论。将“性灵”与本体之“心”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性灵论’的内容。心性论对“性灵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过于反观自照,必然限制了作家的视野。     

公安派“性灵说”非唯心论辨

不少论著每以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 ,就斥为唯心论,似未顾及全人和全文。什么叫“性灵?明人陆云龙有个简明的解释,他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叙袁中郎先生小品》)其中,“真”侧重内容,侧重思想性;“趣”侧重形式,侧重艺术性。也可以这样理解:“真”是性灵的灵源或根荄,“趣”是性灵的灵光或花朵;性灵是二者的完美统一。本文拟单就“真”的性质,探讨一下公安派对创作中心物关系的认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李贽·袁宏道·钟惺

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在李贽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公安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解放,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解放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神思"与艺术想象活动

《文心雕龙·神思》是一篇完整的艺术想象论。篇中提出了”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等命题涉及了艺术想象活动。首先 ,艺术想象主要是在情感领域里进行的 ,所以其中“神与物游”应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艺术想象活动。其次 ,“神思”篇中“物”与“象”应有所区别 ,“象虚而物实” ,由此强调了艺术想象活动中另一个基本特征 :虚构性。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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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