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地产权、农地价值与农地抵押融资——基于农村信贷员的调查研究

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是否能使农地成为贷款抵押物,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农村信贷员对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看法,及接受条件。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业用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农地价值大于某个阈值后,信贷员开始愿意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只要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     

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对种植户农业增收的影响

如何发挥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扶持农户农业生产并实现增收的作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经济作物种植户农业增收的缘由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阐释,基于宁夏农地产权抵押试点区1 562个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类别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对促进农户农业增收的概率比用于粮食作物种植高18.2％;种植农户贷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农地产权抵押贷款促进农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促进种植农户农业增收的作用要比粮食种植高出7.5％。为此,金融机构在积极响应国家金融扶持“三农”政策的过程中,应针对种植农户农地产权抵押贷款用途差异制定个性化的贷款方案与帮扶措施,协助种植农户在确保生产经营有较好盈利率的前提下理性扩大经营规模。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从双层所有权着手突破农地制度改革的产权瓶颈

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两权分离以及由此形成产权上的双重残缺。这对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改良土地等都是不利的,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双层所有权意在对农地所有权进行田底和田面两个层次的分割,在分割所有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一种完整的农地产权,以此突破中国农地制度在所有权改革上的瓶颈。这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农地流转,发展土地市场和农地规模经营以及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关于转型期农地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一个契约经济学的视角

农地制度作为转型期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改革思路在理论界存在巨大分歧,本文结合产权理论,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现行农地制度以及农地私有化作出了理论分析.指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农地制度作为一项契约,其外部环境的非完全竞争性将是中国社会在较长时期内的固有特征,从而导致不同形式的农地制度存在自身无法避免的治理困境.     

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

本文指出,严重困扰中国政府和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本文根据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分析了现有农地制度的弊端,在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农地私有化改革的学术主张,并分别从农地产权的稳定性、流动性、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其社会保险功能四个方面,对农地私有化的预期效果做出了初步判断。本文最后回答了本方案可能受到的各种质疑,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农地私有化:捷克与斯洛伐克个案及其启示

历史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形成较为普遍的小农土地所有制。20世纪90年代转轨后,通过土地证券赔偿,捷克和斯洛伐克把农地退还给集体化时的土地所有人或者继承人,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净资产则以股份的形式私有化。私有化后私人农场并未形成主导地位,新型农业合作社成了农业经营组织的主要形式。在私有化过程中农业产量剧烈下降和波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虽有较大幅度提高,却是以一部分农业劳动者的失业为代价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农地私有化对中国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农地私有化不是政府或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农地私有化不是农业发展的灵丹妙药,必须高度重视和培育适宜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促进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制度安排与选择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农户是否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文章从分享环境友好技术进步预期收益、降低环境友好技术进步预期成本和风险两个方面分析了促进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制度安排。并分析了中国现行的相关制度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行为的影响,指出现行制度在很多方面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不具有激励作用,应该进行改进以提高农户收益,降低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建立规范的农地流转制度,提高环境友好技术采用的规模经济效益;(2)实施亲环境农业直接支付政策,支持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3)促进农民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为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提供组织保障;(4)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服务与支持体系,为农户提供优质的环境友好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