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莫高窟、榆林窟明代游人题记研究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共收录莫高窟明代游人题记12条,《安西榆林窟》一书共收录榆林窟明代游人题记7条。这些保存下来的明代游人题记,不仅真实记录了信众和普通游客巡礼莫高窟、榆林窟的事迹,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明代敦煌历史之一斑,不少内容甚至为史书所阙载。在明代敦煌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莫高窟、榆林窟的明代游人题记对研究明代敦煌历史,无疑具有独特而珍贵的价值。     

明代赏玩及其文化、美学批判

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在历史坐标图上,对接了宋代所产生的赏玩文化、美学.它的形成又跟明代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相关,表征着文化、美学思潮的重大变更.它是明代人对自我精神加以塑造的现象,又是生活方式、情调的替代性对象.赏与玩的整合,建构成完整的赏玩文化-美学.赏玩的审美理想和标准是"清",凝化为"清赏"、"幽赏",其背后是闲适心态.与此同时,明代赏玩的另一面却是:对象的真赝不辨、品位的良莠不齐.既氤氲着清风,又弥散着俗气;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展,又体现了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它从一个视角,展现了明代繁华而虚热的整体社会、文化状况.对明代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思潮的评价,学界似乎太过,应考量其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相并存的性质.从赏玩中诚然可以看出明代人会生活、懂艺术,精细、精致、精约.但缺位的却是美所最具活力的"气韵生动"和原始生态以及中国文化、美学最基本的民生关切、人文关怀精神.以此冰山一角,可以读解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原因.     

明代诗话:格调、复古与分唐界宋

明代诗话所阐述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格调说、复古论、分唐界宋之争这三个问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推动了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明代诗话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特色。     

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

明代各直、省乡试共应产生解元1 278人,大致占明代举人总数的1.25%。解元考中进士者602名,占确知解元总数的50%,高出明代举人考中进士平均比率26%;各直、省解元中进士率以浙江和南直为最高,达70%以上,而广西仅为21.8%。各直、省解元和解元进士空间分布的广泛程度与其科举的发达程度呈正比;南、北直隶俱有外省人考中解元和解元进士者,北直分别占其解元和解元进士总数的41%和36.2%。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平均官年为32.24岁,比一般进士的平均官年小0.53岁;而其实际平均中式年龄则应为33.9岁,对改善明代官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贸易收支、银货危机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夭折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一度迅猛发展,但是很快趋于衰落。明代中后期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通过贸易效应(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和收支效应引发的财政危机,直接改变了明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命运。这一影响既是直接的,又通过制度层面的根本因素起作用,使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夭折。     

“法”、“悟、”化“——《诗薮》的创作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继承了严羽、明代前后七子等前人的诗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将学诗的过程概括为“法”、“悟”、“化”三个阶段，极大地丰富了这些范畴的内涵，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明代主流诗学的整理和集成，为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明代文学复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

运用比较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概况、发达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认为,明代陕西省的驿站数量仅次于四川和湖广,而陕西省驿站交通最发达的地区是陕北;其原因在于陕北地区是明代北部边防前线,明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边防,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驿站交通建设。分析结果表明,明代陕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对传递军情、转运军需、稳定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省内经济、省际经济和蒙汉贸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驿道商用加强了蒙汉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明代牙人、牙行的职能与商牙关系的探讨--以明代小说材料为中心

明代牙人除了代客买卖以外,牙行与客栈结合形成了歇家牙行,为客商提供食宿,并代为雇佣船脚夫,客观上保护了商人的旅途安全。他们掌握行情,稳定物价,维护了商人利益和市场平稳。本文选取明代小说材料来考察明代牙人的商业活动,以全面认识牙人在明代商业活动中的意义,同时考察明代牙人对商人的利益侵害,揭示出明政府对牙人牙行的控制力日趋衰微。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韩国书院研究动向综述

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传到朝鲜,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450余年间,创建书院903所,其数甚大,遍布半岛。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由于文化土壤的不同,朝鲜书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分时代、书院的机能与作用、书院的经济基础三大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韩国学者研究朝鲜书院的动态,涉及主要论著与观点,可资借鉴。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唐代张九宗书院建立时间探考

遂宁张九宗书院是我国古代早期书院之一,在中国书院史和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该书院建立时间的考订,还存在歧见。本文认为,张九宗书院并非始建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而是始建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也可能是贞元之前。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明代小说中的黑白世态

明代小说中出现了诸多描写围棋的文字,帝王、英雄、憎道、商人、妇女都有弈棋活动,小说涉及明代的赌棋现 象,赌注有财物,也有婚姻大事。明代小说中的围棋描写既是塑造人物的手段,也反映出商业的发展、走势对明代社会的冲击 和渗透,对了解我国围棋文化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