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

《静安文集》是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内容以哲学、教育学等研究为主,编订于1905年。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将其收录,遂致议论蜂起。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提出王国维寄寓日本期间曾有摧烧《静安文集》之说是可信的。罗振玉从求"醇"的角度不予收录,也当是出于对王国维的一种尊重。《静安文集》乃是王国维探索西方哲学的产物,希望由此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但反响寂寥。在《静安文集》编订之时,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即多有质疑之意,后经数年持续研究,终于弃哲学而专攻文学,稍后更转治国学。《静安文集》的被摧烧是王国维向国学挺进的一个重要信号、一种精神象征。     

"狂言绮语"源流考

自日本康保元年(964)起,"狂言绮语观"逐渐成为平安中晚期的重要文艺思潮,进而发展成为中世文艺思潮的主流,在近世和近代也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狂言绮语观"源于中国唐代诗人自居易的《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839)和《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840).在这里,白居易在反省自己那些有违于儒教传统和佛教戒律的"狂言绮语"的同时,又以"世俗文字之业"和"狂言绮语之过"可转为"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的本愿,肯定了"狂言绮语"的存在价值."狂言绮语"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风格,盛行于中国唐代中晚期.以纵情声色为表象的唐代新风尚的形成,将一种推到极致的"自然"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南宗禅的盛行,提倡"以染为净"和"大染欲"的密宗的兴起,可被视作"狂言绮语"的源头.     

《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的继承与扬弃

《释氏六帖》是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一部仿效白居易《白氏六帖》体例的佛经类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佛学类书。文章从《释氏六帖》与《白氏六帖》的渊源关系入手,具体论证了《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既有继承又有扬弃的观点。     

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

与追求真实、非社会一样,以悲为美,歌唱悲美也是日本文学的三大传统之一。它的形成与白氏诗文尤其白氏《长恨歌》关系密切,而白氏《长恨歌》同时还是联结郁达夫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重要桥梁。     

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慧皎《高僧传》叙事分析

该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慧皎《高僧传》的文学性进行分析,认为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单一性。《高僧传》将神异情节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努力使僧传与史传取得平衡,使信仰与史实得到统一的良苦用心。佛教生死观念的特殊性,使《高僧传》叙事存在某种内在的形式规则,主要表现在传中的人物结局往往呈开放式状态,造成了一种与史传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     

满文《大藏经》概述

《大藏经》是一部中国佛教典籍丛书 ,亦是一部中国佛经总集。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 ,历经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发展 ,佛教典籍被大量译成汉文 ,并被汇集成编。初称《一切经》 ,原意是指汇辑汉文一切佛教经典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兼收中国、印度等国佛教典籍 ;隋朝灌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首次使用“大藏经”名称 ,之后这一名称才被广泛采用 ,并成为一切文种佛教典籍丛书的代称 ,包括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巴利文和日本文等多种。大藏经的本意 :大者 ,穷天地之极尽也 ,比喻佛典包罗万象 ,智慧无边 ;藏者 ,梵文之原意是…     

玄奘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

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自贞观三年入天竺求法,历时一十七载,至贞观十九年返归长安,带回大小乘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返长安后,即以翻经为务,自立程课,无弃寸阴。至其去世时,共译经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于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厥功甚伟。然玄奘不惟堪称是佛教东传中翻译佛典之宗师,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传,也曾有所贡献。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载云:“……(太宗)寻降手敕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累,是以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     

从中国文学到东亚汉文学——论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除了敦煌写本之外，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也保存了海量的汉文写本文献，其中就包括为数甚多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写本。很多在中国失传的文集在日本以写本形式保存，这些佚集对于我们重访中国古代文学史多有裨益。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呈现了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的书籍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书籍在中日之间的流传，也有中国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而被抄写的案例。中国文集经过日本学者抄写，写本上留下了很多校读的记录、题跋，日本学者的文集中也有不少阅读中国文集后的评论性文字，以及拟效、次韵之作，形成了对中国文集的抄写、阅读，再反馈到汉文学创作中的“交流循环”,具有重要的书籍史与阅读史意义。     

马鸣的《美难陀传》

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诗人马呜的《美难陀传》,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国外已陆续出版了《美难陀传》的多种译本,有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也覆盖多种语言,但中国未有译介。《美难陀传》主要讲述了佛陀度化堂弟难陀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极其鲜明的佛教特色,在艺术上,它也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闪光之处与较高的成就,     

佛教“格义”法的起因

“格义”是佛教讲经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始于东汉之末,盛于魏晋,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慧皎《高僧传》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竺法雅传》)《世说新语》载殷浩读佛经,但不解事数之事,刘孝标作注云:“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文学篇》)因     

猿投神社的汉籍

猿投神社是一所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古老神社,以保存古代汉籍写本而广为人知。该神社所保存的汉籍共计有八种,分别是《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及《白氏文集》,这些汉籍写本皆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汉籍写本在当时并非罕见的版本,而是极为普通的读本。日本镰仓时代以后,京都的学问逐渐影响至关东及其他地区,镰仓时代武家学问的精髓以金泽文库及足利学校的藏书为代表。不过,我们对地方寺院与民间的实际状况未必能够从上述藏书得到充分的了解。若欲探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初期汉学的平均水平、阅读内容及所使用的文本等问题,猿投神社收藏的汉籍写本将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马端肃公诗集》刊刻、流传及价值初考

《马端肃公诗集》是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马文升的诗集，白寿彝先生在其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中认为该诗集已经佚失。其实，《马端肃公诗集》自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刊刻后就一直在流传，并于20世纪初收藏在南京图书馆。笔者试对《马端肃公诗集》的刊刻、流传情况及价值作一考论。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白寿彝与中国回族研究

文章记录了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从事的中国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学术研究的历程 ,体现了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 ,对于了解白先生的学术生涯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以七律创作为主看魏野诗风

魏野从方回划分宋初"三体"之时便被认为是晚唐体诗人,但其诗作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皆体现出鲜明的白体特征。以七律为例,就内容而言,多为送行交游及朋友间寄赠唱和之作,且偏重于叙事、言志、写意,类白体七律;就创作手法而言,语言大多明白晓畅,出语自然,不事雕琢,且言意好尽,不太讲含蓄,发挥了白体善于铺叙的功能,有明显"以文为诗"的倾向。这是魏野七律最突出的特征。其五律等诗体亦大多如此。因此,就诗风而言,魏野更倾向于白体诗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晚唐体诗人。     

齐白石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构想的可行性研究

齐白石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构想可概括为“两大举措一条链”:举措之一是创设齐白石艺术奖;举措之二是举办国际齐白石文化艺术节;一条链则是由齐白石艺术奖和齐白石艺术节的成功经营而形成的一条以齐白石文化资源为中心的文化产业链。对于以湘潭为组成部分的长株潭生态圈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这一构想不仅具有良好的现实可行性,更是时代赐予我们的历史机遇。     

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与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

杨枢是清末著名的回族外交官，1903-1907年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在处理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中，杨枢站在留学生管理和清政府外交立场上对学潮表现出严肃而强硬的态度。作为开明派官员的杨枢与留学生的对立与冲突，反映了清政府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严重缺乏信任及疏离的状态。文章试图从一个侧面考察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的面貌。同时指出，近代回族中不乏具有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的人物，杨枢的个案是对此类回族人物研究的尝试。     

“回坊”的形成演变及功能化浅论

,“回坊”指回族居住地区 ,是回族社会一种独特的社区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 ,对促进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回族社会、传承回族文化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新井白石

作为一位集武士、知识分子、行政官和学者于一身的新井白石是日本新户时代的杰出人物,其不仅在政治、儒学等方面成果卓著,而且还在历史学、语言学、人文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都颇有建树。对之介绍,以使人们对这位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代名臣有所了解。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