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实践再思考

中西方法制发展史上都曾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过程。而"婚内强奸"犯罪化也正是我国法律界尤其是刑法学界热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存在着众多观点。对于这场学术之争的评述以及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基础的批判性探寻,可以有助于求解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     

“婚内强奸”行为定性的实证研究

＂婚内强奸＂问题有三个层次的深入探讨,为了将问题阐释得更加深入和清晰,笔者仅从第二层次即司法实践中是否将＂婚内强奸＂进行定性的角度进行非罪化的反向论证,并将司法机关在＂婚内强奸＂行为定性中的作用进行表述和推进,同时将特殊正当防卫问题和＂婚内强奸＂定性相关的实践问题（如,取证问题、保护问题、预防问题、司法建议问题等）进行一一厘清,试图为＂婚内强奸＂的司法实践定性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论罢工权应该缓行

罢工权设置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罢工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会的独立性、配套法规的完善、劳动者的罢工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将罢工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国家移植罢工权制度,与我国当前的实际不相符合,罢工权应该缓行。     

强奸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立法必然

作为一种隐蔽的性暴力,"婚内强奸"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国内关于"婚内强奸"的诸多学说之中,似乎唯有"有条件肯定说"与"两罪说"能够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求得平衡。而在经历了由"非罪"到"罪"的转变之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多数将"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论之。在我国法治发展之背景下,"婚内强奸"的确有别于"普通强奸",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无论是立于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婚内强奸"都实难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由而肯定强奸罪之"丈夫豁免",故我国刑法第236条当对强奸罪作出完善性表述。     

婚内强奸行为法律性质再思考

分析了我国刑法规定不具体、适用法律差别很大等问题,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阐述了"婚内强奸罪"有必要进入公权保护程序,指出婚内强奸应区别于普通强奸定罪量刑,说明单列"婚内强奸罪"有其合理性.     

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理性思考

婚内强奸行为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 ,我国刑法学界对该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 ,给婚内强奸行为定强奸罪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并且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对预防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判断

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判断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竞业禁止协议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市场经济成熟度、公民的权利意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竞业禁止制度实施的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竞业禁止协议效力的判断必须遵循择业权优先、经营权兼顾;合理限制、利益平衡;针对在职期间的与离职后的竞业禁止协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制度建构等原则,方能紧扣我国的社会实际,在经营权与择业权之间达致平衡。     

论“婚内强奸”

婚内无奸由于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婚姻契约论、报复论、暴力伤害论等理论的支撑 ,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 ,这一命题受到了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该文从民法的角度对性权利这一人身权进行了深入剖析 ,明确婚内强奸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 ,并提出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解释我国刑法第 2 3 6条 ,承认婚内强奸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衡量标准新探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任何犯罪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是由生产力标准、价值标准和法律标准三大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总的标准,价值标准和法律标准都是具体标准。这三个标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在联系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不断得以完善     

浅析"婚内强奸"成立与否

婚内有无强奸一直是学界及司法界颇存争议的问题之一,本文拟从配偶权出发,通过对其派生权利———同居义务内涵的挖掘,以及婚姻的特殊功能,刑法对婚内强奸的态度等方面出发,对婚内强奸的成立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救治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