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粮供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如何保障军粮供应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具有重要意义。陕甘宁边区军粮供应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总体统筹下,经过预测、生产与采购、仓储、运输、调剂和供给等五个环节的系统运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军粮供应之路。边区军粮的有效供应,对稳定边区物价、保证粮食安全、抑制通货膨胀等有重要作用,不仅基本满足了边区军队对粮食的需求,而且对其他根据地具有示范作用。     

简论陕甘宁边区政治和民主建设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原则,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建设,使之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楷模。下面笔者拟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谈点看法。 一、比较完善健全的民主制度,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力 为了使陕甘宁边区(下称边区)党和政府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得到法律上的保障,边区政府于1937年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条例》,初步对     

陕甘宁边区社团发展述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边区社团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并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边区社团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考察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和联合各民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国主张。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西北蒙回民族为主要对象,党将民族政策的研究、实践和探索贯穿于边区党组织建设、法制建设、机构机制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实现党的民族工作在边区的制度化,辐射和吸引边区内外更多少数民族参与到抗战建国中。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是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同时,在陕甘宁边区这个地理空间进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尝试的一个初步阶段。     

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及其当代启示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规模、程度和有效性成为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女性地位的特殊历史发展历程使女性公民参与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的内涵与本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模范农村抗日根据地,这与边区妇女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妇女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建设,更为当代妇女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借鉴基础,现实意义深远。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背景下的艰辛探索。陕甘宁边区设乡、县、边区三级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两大系统。其中的乡村政权体制、乡村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乡村政权的议行合一与“一揽子会”、乡村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创新，其本质是农民政权的真正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建设,促进了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边区妇女在参政意识、家庭自主意识、受教育权利意识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边区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从无我到有我,从被动走向主动,基层妇女增强了群体自主意识。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边区妇女在自主意识的觉醒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连接民众的纽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召开两届参议会,老一辈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议案,推动了政府的抗战工作.边区参议会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团结抗战的局面,调动民众踊跃投入抗战洪流.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基层民主协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基层民主协商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生动实践,更是基层民主实现形式的进一步丰富。协商平台相对缺乏、协商机制尚不健全、群众“协商”意识不高等是目前基层民主协商的现实困境。为此,文章提出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平台的搭建、积极促进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完善、着力提高群众的“协商”意识并大力营造基层民主协商氛围等对策建议。     

论民主集中制的三个维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概念具有复合性和多层面性的特征,文章拟从3个层面来理解民主集中制,即作为政党的组织原则,其核心是集中,民主是集中的手段;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其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计中;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其核心是民主,民主贯穿公共政策的全过程。在理论上认识和界定民主集中制的不同维度及其应用领域,有利于在政治实践中正确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之在各个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会因产生错位和越位带来功能的紊乱。     

论中国之“道”与西方之“理念”的相通性——以“大学之道”与“大学理念”为例

“理念”和“道”分别是源于西方和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概念,当我们对两者的内涵、形成和演进进行梳理与比较之后发现,二者具有很强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在我们研究“大学之道”和“大学理念”及其比较中可得到很好的实证。中华文化的思维脉络实为追求“悟道”、“明道”、“循道”的历史过程,在我们广泛运用“理念”概念的同时,有必要弘扬“道”这一中华传统哲学的核心和灵魂。     

论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权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上,一是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二是在政权体制上推行参议会制,三是在政权机关人员组成上推行“三三制”;在民主法制建设上,首先是通过立法以规范和保障抗日民主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建设,此外,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中积极创新与发展;在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上,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进行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并组织民众进行各种广泛的政治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以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开发性与创造性。     

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教育问题及法律意识教育内容的变革

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目前公民法律意识教育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教育内容上重义务轻权利；教育手段缺乏更注重实效的形式；教育理念上急功近利，未注重从更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上的根本素质提高。就公民治理社会的意义而言，法治教育应当更加注重民主法治观、权利责任观和公平正义观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两重性与新中国事业发展——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正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纲领,比较具体地阐述过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明确强调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备充分的条件;另一方面,没有正式而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两个阶段,往往将二者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衔接。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的迅猛开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二十年的曲折历程,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发生和发展,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两重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协形式——统一战线中特定的民主形式

政协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民主"的概念,是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1999年9月22日).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作为民主协商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机构--政协,它所发展的民主带有中国特点和优点.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简析建国初期民主建设中执政党的决策失误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建设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出现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执政党的决策失误是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建国初期,党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认识不够稳定和成熟,使党的决策缺乏坚实的认识基础;党的领导体制存在弊端,使党的领导集体不能有效制约和阻止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对人民民主实现途径的认识出现偏差,使党放弃了正确的、渐进式的民主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