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所有、总体与实践——马克思所有制概念解读

马克思对Eigentum一词的应用包含了“一体两翼”的内容。“所有”是其主体内容,“总体性”和“实践性”是“所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两翼”。其中,“所有”意味着所有者把生产资料看作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物质生产中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所有制的内容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演变成为“所有权”和“财产”的主客对立模式,“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总体性关系的代表赋予公民的普遍的权利,“财产”则成为脱离生产过程的被抽象占有的所有物。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老庄自然审美人格

在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义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自己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在老庄道家人生哲学和美学中,“道法自然”落实为“人法自然”,就是人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自己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造就一种自然审美人格。这种自然审美人格,从消极方面言,是“莫之命”,“不敢为”,“莫之为”;从积极方面言,是“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常因自然”,“顺物自然”。这样一种非同凡响的自然审美人格,其立足点,不在现实社会,而在幻想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

蒙以养正是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教以人伦是其道德养成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表现为自由之到知之的依次递进过程,而通过实践和训练使儿童学眼前事,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养成途径。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它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教育

大学生的生态道德养成的目标应符合生态道德教育的相关要求。生态道德养成教育有别于生态德育,生态道德素质重在养成。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教育应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发展性原则。应重点关注培养大学生生态道德认知,陶冶大学生态道德情感,锻炼大学生生态道德意志,以最终规范大学生生态道德实践。     

陆九渊"简易工夫、剥落、优游读书"思想的现代启示

文章分析了陆九渊的“简易工夫、剥落、优游读书”思想,并通过“简易工夫”,重视学生的自我道德修养;“剥落”,提倡学生的道德实践;“优游读书”,关注学生的德性涵养三个方面的论述,指出这些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和引导高校学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铸造和涵养高校学生的理想人格,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章太炎"菩萨行"评析

章太炎“菩萨行”既指道德修养行为之本身,又指道德修养之过程,还是道德修养之方法;“菩萨行”主要特征体现为“入世修证重于出世修证”、“利他重于自利”、“中土圣贤即大乘菩萨”;“菩萨行”精神的意义在于它带给整个社会的价值,是一种以失去小我而赢得大我、失去有限而赢得无限、失去有形而赢得神圣的道德活动。     

刍议与时俱进的师德建设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事业的成败主要在于教师的基本素质，为此师德建设就显得极其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师德建设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师德建设关系到教育的发展、改革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     

以德治国与高校师德建设

本文阐述了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开展师德建设的途径、方法。     

论思想道德建设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软实力建设是社会综合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道德建设又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化软实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规约力＂。这＂三力＂在道德文化中不仅完全具备,而且十分典型。为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既要从总体上促进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更要高度重视个体道德修养,努力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公民提出的道德要求落到实处。     

孔子修身思想对高校师范生自我修养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关于修身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儒家大师孔子就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修身之道,他提出的关于立志、学习、自省、慎独、自讼、克己、实践、循序渐进等修身思想对今天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目前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高校师范生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为其进行自我修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师德修养

着重阐述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内涵的师德修养是时代的呼唤,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内涵加强师德修养及其师德修养的重要路径。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