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是整个历史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论的焦点问题,历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性的渗透是对历史认识能否达到客观性争论的原因。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则必须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入手。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概观

２０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按言说对象与思想风格可以划分为思辨的、批判的与分析的三种基本类型。思辨历史哲学试图以理性思辨方式达到对整个历史的形上把握。批判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则以史学知识性质及学术定位为母题,围绕历史认识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历史解释三个基本理论话题展开论述,其间显露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立场、多元论与一元论两种方法的对立。７０ 年代后叙述主义思潮兴起,西方历史哲学实现从解释到叙述的话题转换,并摆脱此前认识论分析的路数,将目光投向历史写作、历史话语的层面     

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几点认识--反思波普的《历史主义贫困论》

卡尔·波普的《历史主义贫困论》阐发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 ,即对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批驳 ,其观点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成了最大的诘难。反思其思想 ,使我们认识到 :(一 )导致波普得出历史非决定论错误观点的制约因素 ;(二 )把握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根本分歧之处。从而达到合理理解和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目的     

刘知幾论叙事与信史

刘知幾认为,叙事之美须以反映历史真实为指归,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实际,华而不实的文风则有碍于历史撰述之如实传真。史家撰述应尚简、用晦,力戒妄饰,以便在展现国史之美的同时彰显历史之真。这是从信史的角度讨论历史叙事问题。这种认识将古代史学的叙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当代史学研究者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的笼罩之下,深入理解与研究历史叙事的特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悲壮——《史记》之美

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的著作。他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悲壮。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是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只有悲壮才能体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有悲壮才能表达人类精神世界之美,也只有悲壮才能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净化灵魂,追求崇高,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推动社会前进。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从哲学的高度追求历史之美的著作,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新时代新征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内涵探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其内在逻辑在于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智慧的合理汲取,是对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接续传承。其核心要义包括将党的奋斗史作为自信的源泉,在党波澜壮阔的成长历程中争取主动;把握历史潮流和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增强历史自觉,强化历史担当,做人类历史发展的推进者和实践者。其现实意义在于为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提供理论依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为新时代新征程把握前进方向、做好现实工作提供思想指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     

历史认识与历史评价

针对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必要结合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文重点就历史认识与历史评价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和价值评估是完整历史研究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评价的主体性和认识的客观性可以统一。认识历史不仅为了尊重事实,也为探究过去对现在社会进程的影响。只有把对价值的评估和对过去事实的认识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研究过程。只要不停止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也就不会停止评价。为获得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需要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要站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高度,站在人民主体的高度进行探索。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会有助于史学家获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即使如此,客观性还是第一位的,它是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标志。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制约和规定着历史评价的边界。     

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一种解读——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史视角

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本质视角解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导致基于该立论的任何现实问题分析无法达到科学全面的目的,因此本质视角解读是必要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形成、发展、成熟四个层次上分别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本质内涵、前提、过程和完成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就完成了这样一种系统的本质视角上的解读。这种解读的完成不但有助于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本身的完整把握,也必然有助于进一步对现实问题分析的科学化、全面化。     

党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和宣传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注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执政规律、发挥党史在资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学好党史、搞好党史研究、做好党史宣传教育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运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学习党的历史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党的伟大历史贡献和伟大历史使命,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关节点,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     

历史与审美

历史传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历史传记的审美化包括这样两个特点：第一 ,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第二,它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欣赏性的,而非评论性的。历史认识的审美取向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或特定的视角,而是一种普遍的或超越的视角。它的基本原则是凡历史都是美的。审美判断是最具个性化的判断形式。而历史评价的审美判断就意味着它要求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承认和肯定每一个人对历史所独有的评价原则和判断标准。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试论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尚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仅以掌握的文献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要搭建两个研究整理平台:第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第二为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平台;其次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最后撰写出系统完整的南诏史、大理国史,将其研究成果提高到新的学术水平。     

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遗产

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成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建构资源。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有利于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清理和辨析对民族关系发展存在负面影响的遗产,清醒地认识民族关系发展的状态。各民族人民应以更密切的团结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消除历史上残存的不利于民族团结大局的负面因素,进而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     

学术吸纳与教材更新——以“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为例

史学新观点对于史学研究的吸纳与历史教材的更新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和教材编写中关于地理大发现原因的“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这一谬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既反映了学术界对新观点吸纳的冷漠性,也反映出我国历史教材在对史学新观点吸纳过程中的滞后性,这种现象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纠正。     

试从《蒙田随笔全集》论蒙田的历史观

透过蒙田随笔中的历史倾向,我们可以发现支配他认识历史的历史观。在蒙田对非欧民族民俗的叙述中,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非欧”文化历史观;在对政治事件的过程及政治人物命运的评述中,他流露出既尊崇道德而赞同君主制度,又赞同君主制度而反对基督教道德的开明君主政治史观;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持相对主义观念思考历史,从而导向运动发展的历史观：一方面,他从心智出发,确定世界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将历史奠基在观念上,他又内在地预见了另一种历史观,即运动发展的观念。此外,蒙田还重视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     

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波普尔历史预测问题

波普尔认为,历史的无规律性导致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俄狄普斯效应"破坏了历史预测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假说演绎法"说明历史预测的不可能性。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不能绝对化地理解唯物史观的预测功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必然的、确定的和可预测的,唯物史观既肯定主客体因素的相干性,又肯定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和客观性。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